我和母亲坐在各自的餐椅上，吃着最简单的晚餐：每人一碗清汤面。晚餐，母亲很少吃菜。母亲说，吃菜就得夜起，夜起闹出声音来就会影响我睡觉。

上午，在小区做保安的老乡打来电话。他那边“杜老师”三个字音未落，我就问他，是我娘找我吗？母亲的声音传过来：你赶紧送我回家吧，我不大好受。

口头请个假，我立刻骑着车子飞奔回家。路上，给姐打个电话，她说，她这就打的来。

天空中依然飘着雨。

同事开车来把母亲和姐先带去诊所，我骑着车子紧随其后。

量体温，量血压，都正常。

我跟医生说了这几天母亲的精神状态，说道五天前，那个母亲节的下午，我和二姐小妹骑着电动车带着母亲跑了45里路去种地，说母亲执意自己刨坑丢玉米种。母亲自己说，她有脑梗，说她低着头时有些晕。

医生不愿意给母亲吊水，说她年纪大了，给拿了一盒黄芪生脉饮。

我常常不愿意看母亲的脸。这是一张历经岁月的脸：长久没有牙齿支撑，整张嘴都缩进腮里；没有神采的浑浊的眼睛，深深地凹陷进眼眶里；日渐皱缩的脸上、额头，长着一个又一个大小不一的黑色的肉瘤，学名毛囊角化的瘤子。二十年前，母亲的脸上只长了一个黑瘤儿，我带着她去蚌埠肿瘤医院看了医生，拿了药抹上。疙瘩抹了就掉，掉了又长，二十年来，越长越多。现在，那一个个的小瘤瘤，从母亲红润的皮肤上往外凸出着，直楞楞地。

母亲谨遵医嘱，不再把脸暴露在太阳下，多吃杂粮，自己还发明了一个法子，用盐水轻轻擦拭着瘤子周围。

我问过医生，为何会这样。医生说，太阳晒得太多了。

我认得那些太阳，那是我老家王楼村的太阳。那毒辣的家伙们，从高头地追到西南湖，从大河堰追到杨树林，一晒就晒了我母亲五六十年。

汤还有些烫，母亲没有动筷子：“那钱我还要干什么，我拿给你，你看我这样的，还有什么兴望（希望）。”说着，她扶着墙挪进卧室，拿来一个叠了几层的手帕，捋开，把两张一百的拿给我，又拿出五张十元的给我。“这二百是小红给我的（春节前，大姐的女儿来，给母亲的），我要它干什么，留你花，这五十，是你楼上的纸壳子卖的钱，也给你。再给小桂（我小妹）二十三，这是她的纸壳子钱。”

来到玫瑰园住以后，母亲就没有人可以坐下来聊天了，她开始在楼前屋后捡拾废纸壳子。“我干啥呢，你一天到晚不搁家。”

母亲把钱放在我的饭碗旁，用手指抹了抹她的左眼角。抹了两下。

我的眼泪刷地就滚下来。

“我们都不要，您攒着，等到中秋节，人家做冬衣的开张了，就给您做羽绒袄了。”春节前，我和二姐带母亲去裁缝店，冬衣都已收起来不做了，约好八月份再来。

“我这样还做什么，穿不着了。”母亲又抹了一下她的眼角。

近九十年漫漫长路，母亲经历过多少人世风雨？留给她的，还有多少个今天？多少个明天？

留给我的，又还有多少这样的平常的晚餐，我和母亲，每人一碗清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