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已经成为了一个神话，无论在书法行家那里，或者非专业人士那里，“兰亭”俨然成为了一座不可触摸更不可撼动的图腾立柱。和其他艺术所不同的是，书法的历史是一个逆行的历史。当一系列经典范式被建立起来以后，后人始终在对于这些经典进行不断趋近化的效仿中建立起各自的历史系谱。这个描述很像是哲学家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里所描述的景象，时间的天使背向未来被狂风越吹越远。“兰亭”如一个越来越清晰的不可接近的艺术理想，却离尘世越来越遥远。尽管书法史上的图腾柱大大小小各擅胜场，但“兰亭”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了一切图腾柱中央最宏伟夺目的那一座。
这种艺术史上的偶像化对我们并无好处。一方面我们看到现代文化的琐碎和平庸占据了主要的位置，同时也看到那些经典的图腾变得越来越坚不可摧，而人类的生命和创造力却在这些文明碎片的挤压之下变得举步维艰。关于“兰亭”的起源已经几乎湮没无闻，和王羲之的其他真迹一样，大多已被历史的烈焰摧毁殆尽。要是我们通过那些残留的余烬来观照“兰亭”的出生证明，会发现实际上连这座图腾本身都是极为可疑的。
东晋这个朝代和以往不同，东晋人拥有非常强大的“厚今薄古”的风气。我们说汉魏风骨，实际上也强调其古意盎然，拥有一种经典化的理想美学。但是东晋时代除了个别人之外，主要的文化风气在于对经典美学的逆反。我们可以说，在当时的哲学风气下，那种来自于汉代儒学的历史观被清谈式的玄学化的历史观所取代，同时在国家权力松弛的现实政治之下，人们更多地把目光放到了今世，期待在当下建立起属于自身的经典艺术体式。
“兰亭”最初的经典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书法的传统尺度一度是汉魏时代的张芝和钟繇，然而到了王羲之出世之后，他将古拙的写作形态一改为妍丽之风，很快获得了人们的赞誉。一种新的美学格局的出现总是会受到时人的高度评价，但这种评价也常常带有争议。因此若干年后，当王羲之的七子王献之出世之后，很快就在书法领域取代了其父亲的位置，成为了大众所青睐的新对象。这样看来，王羲之的第一次经典化尝试并不是很成功，尽管他确实得到了认可并纳入了经典的谱系，但是离后来“书圣”的地位，其实还很遥远。
问题就出在几个皇帝身上。当时代过了一百多年，走进梁武帝的年代时，“崇古薄今”的风气再度袭来了。这是一个知名的崇古帝王，他试图重新建立一系列关于书法的古代丰碑，重新激发起文化里对于经典的向往。问题随之而来，那些更为古老的书家作品，传世已然稀罕，他往前推算所足以找到的最为合适的书家范式，正是王羲之。在这样一种皇权和艺术经典权的共同策应之下，王羲之被推上了其生前难以想象的宝座。尽管后来梁元帝在战乱里焚毁了大量真迹，但这些在现实中的焚毁也恰恰让这些经典在精神史里变得更加牢固。直到后世皇家不断以王羲之作为珍藏，“兰亭”的“第一行书”和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也就这样逐渐流传下来了。
这是一个简要的偶像建立史。我们知道，一座艺术图腾的竖立并不是简单而孤立的事件，而要依靠无数波涛的合力才能够逐渐建成。问题是，这场复杂的历史事件在后来被简化成了一桩纯粹的艺术美学问题，仿佛“兰亭”生来就是为了“天下第一行书”的称号而来的，这当然是我们在认知上的重大谬误。事实上，何止是“兰亭”，在任何领域建立起偶像丰碑，总会伴随着认知简单化的危险。要是对图腾的崇拜还混杂了一些其他的权力崇拜在里面，那局面就更加糟糕了。
尤雾
2019年5月19日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