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余光中的《李白与爱伦坡的时差》
成语与格言，就像《天方夜谭》的瓶中巨灵，其魔力正在寓大于小，把哲学的大道理浓缩在如诗的短句之中，令人体会无穷。大致说来，成语的美学有三个条件：简洁、对称、悦耳。
英国有一句格言说：“简洁乃妙想之灵魂。”（Brevity is the soul of wit.）神思妙想，当如电光石火，一触即发，不可犹豫，不容修改，才肯定有力，一言九鼎。若是吞吞吐吐，翻来覆去，就显得只有寻思，未得结论了。凡是格言，必为整数，后面不能拖小数点。何况句子长了，就不好记，也就乏人引用，怎能流传久远？例如“一言难尽”，如果拖成“不是一句话就说得清楚的呀”，就散成一堆沙了。
第二个条件是对称。中国的方块字要营造对称之美，太理想了。对仗，正是中国文体的一大特色。大而至于一篇骈文，小而之于一首律诗、一副对联，都可以在对仗上做到尽善尽美。成语正是这种对称美学具体而微的最精致样品，口头笔下，每天供我们运用自如，真是中文最可贵的遗产，最通用的现金。例如，“门当户对”一句，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方块对方块，平平对仄仄，一抛一接，一呼一应，无论在意义上、文法上，还是在视觉上、听觉上都充分满足了我们的美感。又例如，古人论画，常有“曹衣出水，吴带当风”之说，真是美极妙极。西方论画，无论是瓦沙瑞（Giorgio Vasari）的名著《意大利建筑、绘画、雕塑名家列传》或是德拉库瓦的《日记》，有这么生动、高雅的美文吗？
西方语文当然也可以追求对称之美，不过拼音文字长短不一，文法又多语尾变化，加以虚字夹缠其间，就算勉强对仗，也总不如中文这么灵活。例如，“张三李四”一词，接近英文的Tom, Dick and Harry，但是英文的人名有长有短，还夹了一个连接词，根本对不起来。就像“春夏秋冬”在中文是势均力敌的四个实字，用英文说却多出一个and来一样。英文成语里，勉强接近中文的对称句，也可以举出一些，例如，Like father, like son.（有其父，必有其子）／Easy come, easy go.（来得容易，去得容易）／Two is company, three is none.（两人成伴，三人就乱——指夫妻关系）／Spare the rod and spoil the child.（饶了棍子，宠了孩子）。其实这些句子仍然不如中文成语那么“门当户对”。
第三个条件是悦耳，也就是说来顺口，所以用字必须单纯，音调必须响亮。为了顺口，音调在响亮之外更要前呼后应，你抛我接。例如，Little strokes fell great oaks.（浅砍千次，巨橡不支）呼应全在押韵的strokes, oaks。又如，A stitch in time saves nine.（乘早缝一针，到头省九针）呼应则在半谐音（assonance）的time, nine。再如，Neither rhyme nor reason.（不可理喻）则用头韵（alliteration）来互答。
英文所谓“四字语”（four-letter word）是指骂人的脏话。中文的脏话却是“三字经”。中文的成语大半以四字为其基调。所谓“四字成语”，在结构上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用单行句法说一件事情，文法上是一完整句；另一类用骈行句法说一种状态，文法上只是一个词组（phrase）。“天下为公”、“无为而治”、“不可儿戏”、“大器晚成”，都不对仗，属前一类；“三长两短”、“千方百计”、“天经地义”、“花前月下”，前二字与后二字在意义、文法、音调上都形成对仗，属后一类。
在结构上，骈行的四字成语，往往将两组同义字或反义字拆开，交错搭配。例如“千军万马”，原意只是“千万军马”，极言其多，但拆开了交叉重组，便成对仗，而且平平仄仄，顺口悦耳，美学结构于是完成。如果拆开后配成了“千马万军”，就变成了平仄仄平，读不顺了，不成美学。同样，“千山万水”改成“千水万山”意义上并无差别，但平平仄仄的美学就破格了。所以后面这些四字成语都用这种原理形成：
“千方百计”、“千锤百炼”、“千言万语”、“千钧一发”、“千年万代”、“千奇百怪”、“千头万绪”、“千辛万苦”、“千门万户”、“千真万确”、“千依百顺”、“千岩万壑”、“千丝万缕”、“千呼万唤”、“万紫千红”、“天长地久”、“天公地道”、“天昏地暗”、“天荒地老”、“男婚女嫁”、“郎才女貌”、“三从四德”、“三心两意”、“山长水远”、“山盟海誓”……
这样的组合该在千句甚至万句以上。这种音、义交错的对仗句式，令人想到西方作曲的“对位法”。不过，中文四字成语的结构，有时并非音、义兼顾，而且重音轻义。例如“山明水秀”一句，水当然可明也可秀，而山，怎么会明呢？可见为了顺口，有时竟会放过逻辑。“红男绿女”也是如此。通常红色会联想到女性，所以有“红颜”、“红粉”、“红袖”、“红妆”、“红楼”、“绯闻”、“桃色”等词。此地却将“红”字安排给男性，无他，只因“红”、“男”都是平声罢了。另有一句更是四字成语的异数，那便是“乱七八糟”。姑且不论平仄，即论词属，原本也该“乱七糟八”或“七乱八糟”；竟云“乱七八糟”，真是乱七八糟了。
中文成语虽以四字句为常态，也不乏较长的句法。例如五字的“无巧不成书”、“物以稀为贵”。又如六字的“无所不用其极”、“神不知，鬼不觉”。七字句最多，因为可用诗中名句，甚至杯筊的签诗也是七言：俗话便多“真金不怕火来烧”、“不到黄河心不死”之句。至于八言，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或“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实还是以四字句为基调。
新文学改用白话，不再写文言，但是文言的智能与语法却靠数以千计的成语保留了下来，像一笔丰富的遗产，不用交税，也无须兑现，口头笔下，永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现金。
成语用在白话文里，可以润滑节奏、调剂句法、变化风格。我们很难想象，一篇文章能完全不用成语，因为那样的文章必然累赘冗长；也难以想象一篇文章每逢紧要关头，只会用成语来应付，因为那样的作家只能靠古人来思想，拾古人的牙慧。满口成语的人似乎油嘴滑舌，反之，绝口不用成语的人却要费许多唇舌。大凡够格的作家，都会酌量地驱遣成语。
“惟成言之务去”，是散文大家韩愈的主张。敏捷的作家要活用成语而不拘泥于成语，就应该悟出如何因势导势，借力使力，以我之四两，拨彼之千斤。活用成语，就如向传统借本钱，加些巧力，来赚创造的利息，其妙正如活用典故，务必化古为今，推陈出新。如此移花接木，读者见了，似曾相识，就如见到熟人的孩子，认得出很像他父亲，却另有自己的几分可喜。
这种戏拟的手法，英文叫作parody，王尔德乃其中高手。我曾举英文成语，说婚后的日子，“两人成伴，三人就乱”（Two is company, three is none）。王尔德却戏言三角关系之妙，竟说“三人才有伴，两人不作算”（Three is company, and two is none）。他讽刺婚姻，又说“离婚乃天作之分”（Divorces are made in heaven），而夫妻当众调情是“干净内衣当众洗”（Wash one's clean linen in public）。莎士比亚的名剧《仲夏夜之梦》，曾有人加上一字，成了“仲夏夜之梦遗”，真是调皮，却无法英译。美国诗人吉尔默（Joyce Kilmer）写树的名句“Poems are made by fools like me, / But only God can make a tree”被谐诗鬼才纳许（Ogden Nash）轻轻一扭，就成了妙趣：“Poems are made by fools like me, / But only God can make a trio.“树”一扭成了“三重奏”，原来是影射圣三位一体（The Trinity），十分好笑。
我翻译王尔德的喜剧《不可儿戏》，碰到过这么一段话：You should get married. A misanthrope I can understand—a woman thrope, never!这是劳小姐劝蔡牧师结婚的一段话，不幸她咬文嚼字，把misogynist（憎恨女性者）误说成woman thrope，却妙在与前文的misanthrope同一格式。如果我不求变通，只将就直译成“一个厌世者我可以了解——一个厌女者，决不！”听众一定茫然。结果我乞援于中文的四字成语格，把英文的名词变通为中文的短句：“一个人恨人类而要独善其身，我可以了解——一个人恨女人而要独抱其身，就莫名其妙！”“独善其身”原为成语，“独抱其身”却是将“抱独身主义”的意思注入“独善其身”的语法而得来的。《不可儿戏》里另有一处，两个好友谈到乡下生活；亚吉能问乡下来的杰克，在乡下他逗什么样的人开心，杰克轻描淡写地答道：O neighbors, neighbors.我的中译仍然要靠自然而又好懂的四字成语。所以我译成：“哦，左邻右舍呀。”如果直译成“哦，邻居邻居”就太奇怪了。
该剧又有一处，巴夫人盘问追求她女儿的少年：“我一向认为，有意结婚的男人，要么应该无所不知，要么应该一无所知。你是哪一类呀？”杰克犹豫了一下说：“我一无所知。”前一句的原文是……should know either everything or nothing，后一句则是I know nothing。如果译成“应该什么都知道或什么都不知道”，就太啰唆、太稚嫩了。足见对付英文或其他西文的名词，尤其是抽象名词，还得动用中文的短句，尤其是简洁有力的四字成语。
我有一本近著，书名《含英吐华》，评论的正是英文作品应如何中译，但其四字句法却本于成语“含英咀华”。我只改了一个字，原句的“英、华”就变成了英文与中文：进口的是英文，出口时却是中文了。所以成语之为用大矣，不但可以原封照搬，更可器官移植，托古改今，与时并进，而更活泼了、丰富了中文。
我另有一本书，名叫《井然有序》，收集的都是为他人所写的序言。这四字成语原封不动，但“序”字的意思却扩大了。我的散文集《日不落家》，书名所套的“日不落国”之句，不是中文成语，而是一句英文，说大英之为帝国，殖民地遍布全球，阳光照处，必有英属领土。一九九七年我家四个女儿，分别住在加拿大、美国、英国、比利时，而我们夫妻住在台湾，所以我们余家也称得上是“日不落家”了。
此外，我的书名有四字成语架式的，尚有《五陵少年》、《白玉苦瓜》、《青青边愁》、《分水岭上》、《春来半岛》、《隔水观音》、《隔水呼渡》、《五行无阻》、《高楼对海》等多部。这四字句型，可说已经成为我书名的常用格式了。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曾回顾自己的文体诗风，发现这四字句法，不论是单行或骈行，对我的语言风格都颇有贡献。我曾说自己的语言是“白以为常，文以应变”，意思是用白话作基调，而酌用文言来变调，来调整弹性、速度、口吻与场景。所谓文言，不必高古深奥，但求稳健精简，不必华辞丽采，但求言不虚发，辞无浪费。
例如《白玉苦瓜》的最后几行：
……一只仙果
不产在仙山，产在人间
久朽了，你的前身，唉，久朽
为你换胎的那手，那巧腕
千眄万睐巧将你引渡
笑对灵魂在白玉里流转
一首歌，咏生命曾经是瓜而苦
被永恒引渡，成果而甘
“千眄万睐”是四字成语的新铸，形容玉匠在真苦瓜与玉雕苦瓜之间反复比对，务求将苦瓜的灵魂注入白玉。最后两行的“是瓜而苦”与“成果而甘”，必须用文言无可再简的句法，来逼出“生命赖艺术以升华”的信念。而此一生死以之的信念，更有赖“瓜、苦、果、甘”四个字交相呼应的对仗与双声，才能坚持而达到结论。如果依一般新诗的稚嫩句法，把最后两行写成：“一首歌，咏生命曾经是一只苦瓜／被永恒引渡，变成了甘果”也算不错了，但与文言的四字句法相比，就显得太松、太浅了。
中国诗的句法始于四言之端庄，历经五言与七言之奇偶交错，相反相成，而终于长短句之伸缩多姿。但源头这四字典型始终不衰，不但在七言诗中成为稳定大局的句头，而且在四六骈文中高踞联首，甚至在单行的古文中也往往成为压阵的语法。
一位现代作家，无论是要利用它、革新它，或是避免它，都不能不懂它在中文语法上的重要地位。在我自己的散文之中，它也是一种重要的语型、句法。
早期我的散文兼容英文句法，单行多于骈行，较少四字成语或四字句型。后期则有意“去英文化”，不但句子较短，而且骈散交错，因此四字字型增多。评论我散文的学者，不少人肯定我的后期而质疑我的早期，恐怕这也是一大原因。
早期的我，像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后期的我，已成为唐僧的徒弟了。早期飞扬跋扈，不知为谁而雄。后期似乎“雅驯”多了，却也太“驯”了吧。
以下且从我前后期的文章里，各引一段作为对照：
题目的现代化，是今日中国作家早该注意的问题之一。一个真正敏感的作家，应该将他纤细的触须，伸到艺术的每一个角落。我们无法想象，一篇洋溢着现代精神的作品，居然肯戴上一顶发霉的帽子。
——摘自《论题目的现代化》，一九六三年
幸蕙遍读吾诗，发而为论，三年有成，即将出书，索序于我……幸蕙选诗，不尽“唯名是从”，往往反而“蕙眼独具”，会挑出一些评家很少注目的“冷作”或未及注目的新作，令我惊喜。
——摘自《悦读陈幸蕙》，二○○二年
四字成语或四字句型，盘踞中文已久，不但下笔好使，更且出口畅顺，已经成为语法的一大基调，何况其中还有不少迄为民族智慧或民俗世故的载体，有些来头很大，有些出处不明，所以不但读书人善于驱遣，就算江湖市井之流也会引用几句。
身为作家如果不善驱遣成语，或是会用的成语十分有限，下笔怎能左右逢源？但另一方面；如果他不会自铸新词、自创佳句，遇到紧要关头，只会依靠几句四平八稳、人云亦云的陈腔老套而不能自拔，就始终近不了创作。
真正的高手应该把成语用在刀刃上，将旧句引出新意，或是移花接木，将旧框嵌入新字，变出新趣。如此，才能激发民族语言的生机，使其长保活泼、生动。
至于成语与各种文类的关系，也值得讨论。大致说来，诗贵独创，可以利用四字语法来求变求新，但不宜原封照搬。小说的对话依人物的身份可酌用成语或俚语，但叙述的部分应加区别。戏剧的台词求其顺口易懂，不妨用些简洁而响亮的成语；抽象而生硬的名词，最宜用成语短句来化解。散文乃直接对读者发言，就像斯文人从容不迫的谈吐，用些成语当然可以，但是像斯文人的谈吐富于机锋或谐趣，也不妨把成语变成新腔。论文乃学者在发言，宜乎字斟句酌，所用成语应求其高雅端庄，即使引经据典，骈行偶对，亦无不可。杂文以短小精悍取胜，最忌扯淡费辞，多用成语不妨。童话最忌世故，应力戒成语。译文多用成语，就会失去原文风味；像“朝秦暮楚”、“暗度陈仓”一类来自典故的成语，尤不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