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一篇中，把贾谊与屈原并列合传，二人虽生活时代不同，但二人共同人生际遇却颇多：高才、妙手、贬逐、不得志、无善终。
每每读到贾谊高才，却因妒被放逐长沙，很是不解。
相比屈原时代的楚怀王和顷襄王，显然要高明地多的汉文帝，明明一向深知贾谊乃“王者之佐”，堪为大用，且又几次破格提拔，还差一点提升贾谊至公卿的位置，却最终还是疏远并把贾谊放逐长沙。
这是为何？
难道仅仅只因为以周勃、灌婴为首的守旧老臣的嫉妒诽谤吗？
汉文帝即位伊始，便励精图治、好言纳谏，又怎么忽然把一位王佐之大才，转瞬视如敝屣，弃置若似糟糠呢？
也许因为贾谊的人生转折过大，原来好端端一路青云直上，却突然急转向下，一下子从人臣最高峰跌入人生最低谷。
我们看到这种大转折，这种巨大的反转史实，让人有种难以置信的困惑，同时似乎让人还有一些疑虑，还在假想是不是另有隐情不见文中。
带着这些疑惑，我们反复翻阅太史公书中的上下文，从书中字里行间，再结合当时历史背景资料，试着寻找答案。
我们先看以周勃、灌婴为首的守旧老臣在汉文帝面前诋毁贾谊的话，其中“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八个字最为核心。
什么意思？就是周勃、灌婴等认为贾谊这个年轻人不仅要干预政权，还一心想着独揽政权，然后把政事搞得一团糟。
太史公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汉文帝听完周勃、灌婴等人的反对意见后，先是疏远贾谊，进而不再任用贾谊的建议，最后就直接发配贾谊为长沙王太傅去了。
由于太史公笔下的这个因果关系过于简单武断，我们不禁质疑：以汉文帝之能，会如此轻易相信周勃、灌婴等的诋毁之言，然后就把贾谊这个高才给废弃了吗？
当时周勃、灌婴先后被任为宰相一职，他们的个人权力可称得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当时汉文帝想破格提拔贾谊做公卿，不论如何，公卿职能也是低于宰相，贾谊也不会有周勃、灌婴二人的职位高、权力大。
既如此，区区贾谊又怎么可能做到“独揽政权”的程度？如此歪曲事实、破绽百出、不堪一击的诋毁之言，又怎么能站住脚？汉文帝又怎么会轻信呢？
我们还是试着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整个的大环境去看。
贾谊被诋毁，进而被发配长沙作太傅这一年，正值汉文帝四年，这一年是个多事之秋。
我们先弄明白为什么以周勃、灌婴为首的老臣要诽谤诋毁青年才俊贾谊。这有个契机，就是汉文帝想破格提拔贾谊为公卿之职。
按说贾谊一介书生，背后又没有什么集团帮派之类，即便做了公卿也是周勃、灌婴等侯爵的下属而已；在汉文帝面前，贾谊势单力薄，也挑战不了他们盘根错节、互为一体，且拥立皇帝的赫赫之功，他们为什么还要担心贾谊这个青年的存在呢？
原来这一切要从两年前说起。
汉文帝二年，宰相陈平去世，汉文帝再度任用辞职的周勃当宰相。也是同一年，贾谊上书给汉文帝支招：令侯爵返封国。
贾谊的建议，无形像是在与周勃作对，因为时为宰相的周勃作为侯爵就需返回自己的封国。
在贾谊上书的第二年，也就是汉文帝三年，汉文帝重申“侯爵返封国”的指令，免去周勃的宰相职位，让他做返封国的榜样。
就这样，贾谊在周勃看来，无疑成了眼中钉，肯定要除之后快。
而当初贾谊只是一个小小的研究官员博士而已，就已经给周勃造成了如此恶劣的后果。若是汉文帝的破格提拔顺利成功的话，贾谊就直接跃升为高级官员之职，汉文帝又如此信任贾谊，那以后还会有周勃的好日子过吗？
所以，周勃是不会赞同汉文帝提拔贾谊为公卿的。
我们明白了周勃对贾谊的反对立场后，我们又要问，若是汉文帝不参考周勃、灌婴一行人的反对意见，坚持提拔贾谊呢？能不能？结果又会怎样呢？
甚至我们还疑惑，汉文帝会是害怕周勃为首的守旧势力吗？
其实，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坐上皇帝宝座只有四年的汉文帝，还真不能硬顶着周勃、灌婴一行人的反对意见坚持提拔贾谊，或者坚持去做其他那些人反对的事情。
一是汉文帝毕竟是在周勃、灌婴一行人的拥立下，才有机会坐上皇帝宝座的，他们既然能拥立他，也能废了他。这一点，他不能不参考。
二是时机还不成熟，年轻的汉文帝也深知还不到摆脱那些老臣的束缚、坚持自己的施政方针的时候。
若是汉文帝一意孤行，后果还真是不堪设想。
所以，汉文帝只有先把贾谊调离蛮荒之地，同时自己隐忍不发，也在翘首等待自己的机会。
也在汉文帝任命贾谊为长沙王太傅的同一年，宰相灌婴去世，汉文帝任命与周勃、灌婴一行人没有瓜葛的御史大夫张苍任宰相。
至此，从汉文帝登基称帝以来，宰相一职也终于脱离了拥立他的周勃、灌婴等一行人。
这样汉文帝也就变相地把宰相的权力，从周勃、灌婴等一行人手中转移到了自己的手里，从此汉文帝真正实现了大权在握。
也是同一年，周勃被检举谋反入狱，甚至差一点死在狱中，要不是在薄太后的干预下被汉文帝经重新审查而无实据后赦免的话，恐怕一向居功自傲的周勃再无机会重见天日。
不过从此以后，劫后余生的周勃终于远离京城，远离权力中心，回到自己的封地，老老实实安享晚年。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以周勃、灌婴为首的一行人反对贾谊的阻力，基本上都已烟消云散，不复存在。
按说，既然反对意见没有了，反对的人也不在了，汉文帝该把贾谊从长沙召回京城，再度起用才是。
然而汉文帝并没有那样做，贾谊仍然在长沙郁郁寡欢，消极度日。汉文帝为什么不再重用贾谊了呢？
从结果上看，我们又再度质疑，汉文帝当初把贾谊调离京城，不仅仅只因为以周勃、灌婴为首的守旧老臣的嫉妒诽谤，恐怕另有它因。
有人说，在周勃、灌婴为首的反对势力消失后，还有一个汉文帝的宠臣佞幸“黄头郎”邓通成为重用贾谊极大的阻碍。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以汉文帝之仁智通明，邓通一个微微的佞臣，与周勃、灌婴一行人相比已是差距甚远，他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影响、甚至动摇汉文帝的国家管理层面的决策的。
我们认为根本原因还是应在于汉文帝本身，他才应该是主要原因，其他周勃、灌婴一行人也好，邓通之流也好，都是次要原因。
那么，汉文帝自身又有什么原因会成为自己重用贾谊的阻力呢？
结合历史资料，我们知道汉文帝刘恒，无论是在做代王时，还是在登基称帝的过程中，以及初登大宝的前几年，语言行事从来都是处处小心翼翼、谨小慎微、谦逊退让，又加上他与母亲薄太后都崇尚黄老之学，更有从汉初以来所推行的与民休息政策等等。
这些因素，无论是外部大环境，还是汉文帝自己的性格禀赋，整体上都是在追求一个字———稳。稳中求发展，稳中求增进。
所谓“萧规曹随”，在汉文帝的时代同样适用。汉初指定的政策基本上都还适用，社会秩序、经济文化、人口数量等都需要进一步的稳定和恢复，只有在稳定中，才能追求进一步的增长。
即便有一些政策显得不合时宜，需要改进，也应循序渐进，稳定中求小改动，而不可大动干戈，甚至大刀阔斧、全面改制。否定刚刚恢复的国家元气就容易功亏一篑，抑或前功尽弃。
我们再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文中所载，贾谊认为汉朝立国已经二十多年了，天下太平，国泰民安，正是进行一系列改革、完全改变秦朝旧制的时候了。
而面对野心勃勃、正拂袖大试身手，又充满激情与干劲的年轻改革家贾谊的时候，文中又载：“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
汉文帝是什么想法呢？原来他认为自己刚登基不久，应该保持谦逊退让，还不到推行系列改革的时候，所以贾谊的主见暂时不能执行。
于是，我们终于明白，原来贾谊之所以被放逐，周勃、灌婴等人的反对意见只是一个幌子，贾谊真正没有得到重用的原因，竟是自己的改革思想过于超前了。
不是贾谊的改革思想不好，也不是不对，只是不合时宜，只是时机不成熟。汉文帝当然明白这一点。
对于贾谊其人，放在自己身边，想要重用，大环境不允许；若是不用的话，贾谊就一直三天两头上书，出主意、提方略，估计时间久了，次数多了，汉文帝也会觉得不胜其烦。
所以，最好的结果，莫过于把贾谊调离自己的身边，莫过于放逐他到蛮荒之地了。而且可谓一举两得。
一来，使他远离是非之地，别让反对他的人害了他，算是对他的一种人身保护。
二来，贾谊高才，也要防备着年轻的贾谊不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对汉文帝来说又成为一种威胁了。
从这个角度看，贾谊之所以被放逐，正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也无怪乎有人认为，所谓“生不逢时”，所谓“怀才不遇”，都是贾谊其人最好的人生写照了。
也有人设想，贾谊若是晚生几十年，生活在汉文帝的孙子———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时期，一定能够大显身手、大放异彩了。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只是，每每读到贾谊放逐长沙，看到猫头鹰飞到自己的房间，觉得自己人生无望、大限将至的时候，总是让人无限唏嘘，喟叹不已。
品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简析贾谊被放逐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