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家被灭族的时候，都留下了庞大的家族产业。羊舌氏族下的产业有三个县，分别是铜鞮（沁县）、杨氏县（洪洞）和平阳（临汾）。而祁氏的产业更大，足足有七个县，分别是祁县、邬县（介休）、平陵（文水）、梗阳（清徐）、涂水（榆次）、马首（平定）、盂县。这些封地尽管开发程度或许不高，但从数量上，却足以与韩起所拥有的七个成县相比拟了。光凭这一点，祁盈就有资格跟韩起平起平坐，也无怪乎韩起会哭穷，认为自己这个正卿，实在是做的有名无实了。
坐拥如此丰厚的家产，却没有能与之比拟的地位，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是极其危险的。左传在晋悼公十六年的记录中，曾记载过一个有关于“怀璧其罪”的故事，这个故事显然是与悼公以后，整个国际社会的环境相呼应的。
也就是说，政由家门的现象并非是晋国独有的政治格局，当时的主要大国，普遍都存在着由私家掌控政局的现象，而这些私家对于国内的大夫也都采取兼并和掠夺的手段。寡头政治的急剧扩张，使得寡头与普通的大夫之间，出现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中产阶级上升的通道也就被完全封堵。这些中产阶层在寡头的争斗中，往往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选择站位，与其中的某一派势力共存亡，要么就会被寡头们所撕裂，其家产土地被强制瓜分。
但不论他们选择哪条路，没有一个安全声明还是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而对于中产们来说，唯一有效的安全声明，便是自我降级和矮化，比如平公初年提拔的程郑。
类似于程郑这样选择退避的情形，在这个时代里并不鲜见，比如齐国的晏婴。晏婴在他的父亲死后降低了守丧的规格，有人提醒他说这不是大夫的礼节，晏婴却回答说：“只有卿才算是大夫，才能使用大夫的礼节，我还是免了吧。”庆氏之乱后，有鉴于晏子对公室的忠诚，齐景公封给他六十邑作为奖赏，但被他拒绝了。与此同时，与晏婴一同受赏的子雅，只接受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子尾则在接受之后不久又归还了封邑。
在卫国，因公孙免余有功于公室，卫献公赐给他六十邑。公孙免余认为自己地位低微，如果有了与自己地位不匹配的俸禄，是取乱之道，因此坚辞不受。在卫献公的一再坚持下，他才勉强接受了三十邑。
在郑国，出于七穆家族印氏的公孙黑肱，也采取了同样的办法。他在临死前，将自己的大多数封邑都归还给了公室，只留很少一部分供给后人的吃穿用度和祭祀之用。除此之外他还遣散了大量的家臣用人，家里的的一切活动，包括祭祀在内，都要从简。国氏的子产，因伐陈立功，郑简公赐给他六个邑，他坚辞不受，在简公的一再坚持下，他也只接受了其中的三邑。
这些都是他们谋求宗族自保的方式，用晏婴的话来说，他们之所以推辞赏赐，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希望变得富有，而是害怕因之而惹来杀身之祸，以至于连自己原有的财富都会失去。这种情况在早先的时代里是很少会发生的，如在景厉时期，受宠于公室的韩厥、伯宗以及后来被驱逐的所谓不臣者七人，即便是不能担任卿位，也很乐于为国君卖命。弱势的宗族通常与公室是共生的关系，公室强大，他们就可以依凭公室的保护发展并壮大，免于被兼并。然而当公室无法与卿族相抗衡的时候，失去了保护的贵族就难以免受被兼并的命运。这个时候唯一能够使得自己家族自保的办法就是削弱存在感，以减少世家大族的觊觎之心。
从羊舌氏所有封地的情况来看，叔向家族显然也是这股潮流中的一员。羊舌氏的封地包含的杨氏县和平阳两地，都在临汾附近，距离绛都很近，这些土地都是在晋献公时期就已经划入了晋国的版图。稍远一些的铜鞮，在今长治市一带，其划入晋国的时间大体与荀林父伐赤狄的时间相差不远。因此羊舌氏封地的获得，都不晚于晋景公时期。在此后的多半个世纪里，羊舌氏先后有羊舌职、羊舌赤在军中担任要职，而叔向更是担任了平公的太傅，还时常辅佐当时的正卿赵武、韩起，政治地位很高。但出人意外的是，羊舌氏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并没有获得封地。
与羊舌氏不同，祁氏的七个县大都位于今晋中平原及阳泉市一带，结合中行吴所伐白狄的地理位置，可知祁氏的封地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晚近才获得的土地。可见在韩起的治下，公族并不是没有扩张的空间，只不过是叔向不想为自己积累财富以招人嫉妒。但尽管羊舌氏行事如此低调，还是无法消除他人的觊觎之心，最终与祁氏共赴国难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韩起对于公族的保护，也不见得就是完全出于公心，其中或许也有将公族拉拢为自己同盟的打算。但羊舌氏和祁氏的财力如此雄厚，其他卿族无论如何也不能坐视韩氏坐大，因此这才有了在韩起生命垂危之际，智跞对祁氏、羊舌氏的发难。韩起在弥留之际，眼睁睁地看着两大公族被灭，内心或许有说不出的凄苦，但他也只能用“尽人事、知天命”来自我安慰了。
在两家灭族后不久，政坛常青树韩起终于撒手人寰。这个时候，赵武的儿子赵成（景子）早已在四十岁左右的年纪先行离去，继任者是其第三代领导人赵鞅（赵简子）；而韩起的儿子韩须（韩贞子）似乎也先于其父去世了，继任的是韩须的儿子韩不信（简子，字伯音）。两人彼时都资历尚浅，无法统御如魏舒、士鞅那些老资格的政客，韩赵联盟面临着后继乏力的尴尬局面，正卿之位只能按照排位顺延，落到了魏舒（献子）的身上。
魏舒在担任执政后，毫不犹豫地就将祁氏、羊舌氏的土地划分为十个县，并主持对这些土地进行了瓜分：任命贾辛为祁大夫，司马乌为平陵大夫，魏戊为梗阳大夫，赵朝为平阳大夫，知徐吾为涂水大夫，韩固为马首大夫，孟丙为盂大夫，乐霄为铜鞮大夫，司马弥牟为邬大夫，僚安为杨氏大夫。
这其中乐霄当是乐王鲋家族成员，早年依附范氏，但此后的政治立场不明；司马弥牟是范氏小宗的士景伯，但其与韩氏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根据贾辛在前往任职时，魏舒曾特意对其加以嘱托的细节来看，贾辛似乎是从属于魏氏的大夫。其余如盂（孟）丙、僚安、司马乌虽不知所出，但大抵也是依附于六卿的贵族。
除此之外的四个人——赵朝、魏戊、韩固、知徐吾——则分别是赵氏、魏氏、韩氏、智氏的余子。也就是说这四家都从中获得了一个直属县，唯独范氏和中行氏被晾在了一边，未能染指这其中的利益。魏舒对此颇有疑虑，担心这样做会不会太激进因此而激怒两家，因此很是心虚地说道：“我给魏戊封了一个县，别人会不会认为我有私心呢？”
成鱄很会揣摩上意，对魏舒极尽粉饰之能事，他盛赞魏戊是一个“远不忘君，近不逼同，居利思义，在约思纯，有守心而无淫行”的君子，认为魏舒此次的分封简直可以与武王封国相提并论。武王分封兄弟十五人，同姓诸侯四十个，这些都是至亲至近的人，也没有人说他的不好。相反，如果因为亲近而不推荐，导致国家错失一个难得的人才，这才是最大的失职。甚至他还大拍马屁，说魏舒的德行已经与周文王相近了，已经达到了“九德不愆，作事无悔，故袭天禄，子孙赖之”的程度。
据说就连孔子都对魏舒的做法赞赏有加，说他“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并认为其德行能够让魏氏在晋国长盛不衰。但以魏舒为代表的四卿瓜分公族土地，把国君都踢开了，这些作为显然是违背了“礼”的宗旨，孔子是否真的有此赞言，还真有些说不准。
孔子曾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放在这件事上，不论成鱄如何粉饰，范氏、中行氏的不满究竟还是无法掩盖的。因而这次的事件也就成为晋国内政的一个转折点，往日里表面一团和气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两个团体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始升级。
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前，由于六卿对于瓜分公室有着共同的利益，大体还能维持一个和平的局面，六卿对于公室也能保持一个虚与委蛇的状态。在这个节点之后，伴随着瓜分公室狂潮的结束，以及公室保护者韩起的落幕，公室的地位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晋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开始从君卿冲突转化为六卿之间的直接对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