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春节前最冷的时候，一辆军用飞机降落在天津张贵庄机场，母亲牵着我的小手走出机舱，另一只手拎着行李包，那包装得太满，连拉链都拉不上了，露出一些绿色的叶子，那是从南方带来的蔬菜。
记忆中，干冷的空气像抽风机里的气流似的裹住了我，好像不是我在呼吸它，而是它在抽干我的胸腔。母亲曾在张贵庄工作，下了飞机先去探望老同事们。阿姨们见到我们，首先注意的是旅行包口子上露出的绿叶。她们问：“介是嘛？”母亲说：“豌豆苗儿。”她们更懵了：“嘛玩意儿？嘛苗儿？”一哄而上夺过旅行包。那年代，北方在冬天见不到绿色蔬菜，所以她们大惊小怪。她们打开包，还得到了意外的惊喜，除了绿色，还有橘红色呢，那是一包橙子，在冬天的北方也是看不到的。
母亲和她们的友谊显然比蔬菜水果值钱，所以豌豆苗瞬间被瓜分一空。她们的黑手开始伸向橙子的时候，母亲终于求饶了：“好姐姐们，你们总得让我带点儿嘛给我爸吧？”这么一说，大家理解了，只拿了两个橙子，十几个姐们儿分着吃。
我们逃离机场，进入市区（忘了坐什么车进去的，是不是公交车，或者那时候已经有民航班车？反正我是冻得缩成一团让母亲坚强的大翅膀搂着走），经过了一些桥，一些河，进入一大片由红色平房组成的区域，这在我眼中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因为我过去只在军营里住过，就算见过平房也是整齐得像切出来似的，现在这些房子，高的高矮的矮，新的新旧的旧，有的红有的灰，有的挤有的松，墙上还有1976年大地震留下的口子，一排后面又是一排，看不到尽头，这就是姥姥的家，天津市河北区王串场铁路宿舍。母亲嘱咐我：“见了姥姥、姥爷一定要懂事啊，你要住下去，给他们良好的第一印象，他们才会疼你。”我从小家教严厉，知道怎么具体地实现这一要求。
姥姥家在一个长条形的杂院里，院门陈旧，里面唯一的一条路的两边分布着高矮不齐的平房，有些甚至是棚子，如果你看过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就知道天津的这种杂院是什么样的了。这里面住着七八户人家，姥姥家占了两个门，处于那条路的两侧，门对门，小点儿的门里住着没结婚的几个舅舅，大点儿的门里住着我的姥姥、姥爷、老姨（就是最小的姨）、大舅、大舅妈和刚出生几个月的表弟。进门以前，母亲把局面都已经给我介绍清楚了，我也像久经训练的特工一样把这记在了脑子里。
姥姥慈眉善目的，瘦瘦的，白白净净的，一看就很好处。她现在是家庭妇女，解放前是绸缎庄掌柜的女儿。姥爷是火车司机，黑脸上有很多大褶子，让我有点怕。他刚下班，疲倦地坐在家里喝酒。这个家里其余的成员包括从另一条胡同赶来的二姨一家都过来围观我们娘俩，一个穿着绿色的军装，一个被黑棉袄和瓜皮帽裹得像个圆球。母亲是这个家的长女，有四个弟弟四个妹妹，也就是说我姥姥总共有九个孩子（这都是因为我姥爷开火车挣钱多），我妈小时候给全家做饭，很累，为了不再累，她就当了兵，别人当兵都是为了锻炼，我妈当兵是为了享福，后来她在部队找了另一个当兵的就是我爸，生下了我，现在发生的一切，是为了让我回天津上学，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我姥姥见到我之后说了些什么、是否像贾母见到林黛玉那样，我忘了。其实人就是这样，别人对他好的时候，他记不住，反而，像我姥爷那样，黑着脸喝酒不怎么搭理我，我倒往心里去了。不过我有对策。我从母亲带来的旅行包里抽出了装橙子的布袋。
“介是嘛？”1980年，天津市任何人见到这些黄澄澄的圆球，恐怕都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姥爷也忍不住放下酒杯，盯着这东西。
我默默地拿起一个橙子，用小手把皮剥掉，再把果肉掰成一瓣一瓣的，放在老姨递过来的碟子里，一瓣一瓣又一瓣，码成圆环，像刚包的饺子码在篦子上似的。
我把它，双手递到姥爷面前。
火车司机黑铁一般结实的脸动了一动，姥爷笑了。
“嚯，给我的呀？呵呵呵，介孩子真懂事，真耐银！”
天津话说“可爱”，“让人爱”，用了倒装句，说成“爱人”，又因为发音常常和上一个字相关，“爱”字就带了“真”字的尾音，成了“耐”，然后，“人”的发音类似东北话，“银”。
这下，姥爷喜欢上了我。
关于绸缎庄大小姐姥姥、火车司机姥爷的事情，以后有空再说。现在我要面对的，是自己人生中新环境的考验。学校早就联系好了，到天津的次日就要去上学。还有半个月就放寒假了，但是，半个月的学也要去上，赶紧报到。
去学校的路，我到现在闭上眼睛还能看见——从姥姥家的小胡同出来，走上一条林荫道，若是在夏天，树影斑驳确实感人，但冬天只是一些枯枝，这是王串场三号路，走到它的尽头，面对的就是宽阔的大道，如今是车水马龙，以前也就是自行车多一些，这是金钟河大街，我就该往右拐弯了，记得当年在这拐角处有一家大副食品商店，买菜买瓜凭票买肉，当然是国营的。然后顺着金钟河大街走不多远又该拐弯了，还是向右拐，这就上了更大的一条道，红星路，顺着这条路闷头走到底，就到了我们学校，当然，我是坐公交车去的，在红星路总站上车，坐七八站，经过80年代天津一系列黑糊糊的低矮的建筑以及反射着朝阳的护城河，就到了一个叫“向阳楼”的地方，也就快到学校了。
母亲把我送到姥姥家的第二天，送我去学校。早晨起来先吃大饼果子。果子就是油条。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天津人爱吃煎饼果子，但80年代初的天津是不奢望煎饼的，那玩意又费油又费鸡蛋，太金贵，那会儿主要是大饼果子，就是单纯的面粉没有任何菜更没有鸡蛋煎成的饼，夹一根油条。这早点，是全家人派一个代表（比如老姨）在胡同口的国营副食店买的，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在连菜油都要凭票供应的年代，凭什么有那么多油来炸果子来供应几百万天津市民，还炸得倍儿好，金黄粗壮的，咬一口又脆又香，没有足够的油来泡它哪能炸成这样。但是不多，每个人只能吃一个，所以母亲怀疑我没有吃饱，在送我上学走到红星路公交站看见卖果仁的小贩时，买了一包给我。天津话把花生米叫果仁，所以我当时吃的就是炒花生。那就算很好的了，那年月，带点蛋白质的东西都要凭票买，人这种小动物不会放过身边任何补充蛋白质的机会。如今逛庙会，你可以看到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熟梨膏、糕干、爆三样等等好吃的，但在80年代的天津，这些都很少见，孩子们也不惦记，这些东西就没有进入那一代很多人的童年，现在看到了也不流口水。但是果子、果仁这些平凡的小食物，倒是记忆终生的。有一个规律：每个人吃的是自己的童年，进入童年的才能刺激到唾液腺，未能有幸进入童年的，再好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各地方的人都这样，您说是吧？
好，回过头来说我上学的事。妈妈把我送到了学校，当时是冬天，我裹着巨厚的棉袄，戴着一顶瓜皮帽，整个像个球。进了教室，一下就暖和了，那暖气好像不是散发在空气中的，在我的记忆中它是带着“哄”的一声把我裹住的。不得不说天津市的教育条件还是不错的，那年代就能保证祖国花朵们的温度了。我已经热了，但来不及脱棉袄、摘帽子，因为老师立刻就要向全班同学介绍我。我站在讲台上，傻乎乎地一声不吭地盯着下面三十几个陌生脑袋，而他们也在奇怪地望着我，一时还没反应过来我是哪个星球降落的怪物。班主任说：
“这是新来的同学，×××。”
大家明白了我是干什么的了，一阵哄堂大笑。我当时恨不得立刻坐军用飞机走。但是姥姥嘱咐过：“刚去班里，一定要忍，天津孩子倍儿损，可能会欺负你，时间长了就好了。不过有一条，别管你有多大委屈，千万不能说天津不好，你骂他们没事，可骂了天津市他们就真不干了。”所以我当时一句话也不说，到了老师安排的座位上，那是最后一排。到了课间，男生们在我身边打打闹闹，连椅子都抡起来砸，女生们在叽叽喳喳，我不敢说话，我有一个星期没有主动跟任何同学说话，直到快放寒假时，我跟另一个中途转来的同学认识了，才问他：
“为什么我来的头一天大家要笑话我？”
他说：“学校规定，进教室不许戴帽子，不许围围脖儿，你倒好，两样都占全了，还捂得倍儿严实，跟个球似的，就差没露出眼睛了，看你这熊样能不乐吗？”
我到现在做梦还能梦见我到了新的班级，在红砖大楼的三层的角落，进了屋，空气干燥闷热，我和这屋里谁都不认识，说不出话来，心中充满了焦虑，想走又觉得自己担着什么责任必须留在这里。到了课间，为了避免他们拿我找乐，我就上厕所。学校只有一个厕所，在操场边，从三楼的教室到地面的厕所要跑三分钟，我跑过去，蹲四分钟再跑回来，正好耗掉一个课间。从楼里刚跑出来那个冷啊，尤其是厕所里，那是老式的尖顶大厕所，大窗户没有玻璃，漏着风，北风刮在屁股上，不，割在屁股上，就算真有东西要拉也快要冻住了，而手指已经冻僵，抠纸都抠不动了。为了不和同学说话，刚开始我就是这么过的。后来有一个女同学解除了我的危机，下一篇文章再说吧。
很快放寒假了，我面临的又是胡同里的人际关系。当然，我现在是以成年人的口吻来描述这事，小时候是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的，只是稀里糊涂的进入陌生的圈子。海河结冰了，孩子们去溜冰，我表哥表妹带我去。去了他们才发现，其实我不会溜冰。晚了，孩子们已经开始笑话我了，“再来一个大马趴！”“瞧那熊样，没有冰窟窿也能让你砸出一个冰窟窿。”表哥呵斥他们：“闭嘴！你尼玛生下来就会溜冰啊？”然后耐心辅导我。他其实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可能不会溜冰，就把原因归结到设备上，“鞋带一定要捆紧，捆紧了才不会打滑。”捆到我脚都要断了我也没溜出几米。他放弃了。但不能不带我玩，让我融入这个胡同是姥姥交给他的光荣任务，不能推掉。下次出行时，他亮出了一样东西。
那看起来是一把凳子，但又没有凳脚，只是面上的一块木板和周围的木条扶手看起来是给人坐的，底下是黑色的铁片。他说，这是冰车，是他爸连着两天赶出来的。
这就是我表哥想出来、我二姨父做出来、既让我参与小伙伴的活动、又不会太让人笑话的东西。其实我第一次和他出去时，见过有些小孩使用冰车，可见在海河边长大的孩子也不一定都得特别会溜冰，用冰车也不丢人。
我们在胡同里试了试冰车。当时胡同的路面已经结冰，或者说是积雪被踩紧了变成了冰，深灰色的冰，只在路面最中间有一小溜被自行车碾出来的无冰带，路两边很宽的区域都是那样的黑冰。我坐在冰车上，蜷起腿正好把双脚放在木板前沿，两手则抓紧两边的扶手，表哥呢，牵着冰车上的一根绳，把我往前拉，还挺快，冰面不平时不时把我颠起来，又一屁股落到木板上，表妹一看好玩，像马戏团逗小狗似的，就也来拉，俩人就把我从胡同这头拉到那头，再拉回来。人多了，就往海河拉。从这胡同到海河边，要经过金钟河大街、狮子林大街，冰车楞是被拉着经过了这两条大街，那时代没有多少汽车，也没人往路上洒盐水，路边的积雪几个月不化，踩着都咔咔响，冰车自然就能拉过去了。在快速运动中，空气中的飘着的残雪好像是砸在脸上的，街道周围那些一会儿黑一会儿红、一会儿高一会儿矮的房子、沉睡在80年代的纯洁空气中的寻常人家和神圣的国营商店、骑车的人们、运菜的板儿车、红色圆顶公交车、偶然出现的神秘轿车，全都在运动中变模糊，掠过我耳边，这有点像飞。也不光是我一个人坐冰车，后来他们发现那是一种享受，就轮流坐了。不知不觉到了海河边，到了桥头，那黑色的铁架子桥，屹立在80年代的北风中，不知道半个世纪之后它仍然会是这个样子，仍然有石阶让孩子们拾级而下，到冰冻的海河上去。我就是这样跟胡同的孩子们混熟了。记忆中还有什么呢，对了一声惊呼，发生在河面上，一个小伙伴倒在冰面上，说看见前边有个冰窟窿吓得摔倒了，倒下还在往前滑，差点儿就滑进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