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出塞远征：马邑之围落空后的必然选择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集中三十万大军埋伏于马邑城（山西朔州市）的群山之内，意图复制战国李牧的成功，引匈奴单于的大军入围而歼灭之。然而，匈奴单于却通过俘虏得知汉朝的意图，急速北撤。西汉末年文学家扬雄在回顾这段历史时给出了“孝武即位，设马邑之权，欲诱匈奴，徒费财劳师，一虏不可得见，况单于之面乎！”这样的评价。马邑之围落空后，如何解决匈奴南侵的难题摆在了汉武帝君臣的面前。

与战国时代以吞并土地和人口为目标的争霸战争不同，汉朝的战略家们从来没有将匈奴的土地转化为农田的空想，相反遏制匈奴南侵的守势从来都是汉朝对匈战争的战略基石。然而，如何遏制匈奴南侵这个课题在面对拥有机动性的匈奴大骑兵兵团时就成了棘手的难题。秦朝丞相李斯非常精炼和冷酷地概括了对匈奴战争的基本战略要点：“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得其民，不可调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秦始皇对匈奴用兵向来被后世认为是穷兵黩武的典型，然而秦始皇从未以百战秦军深入草原捕捉匈奴骑兵主力，相反他收复河套和大修长城都是着眼于守势，只是这种以重兵屯驻苦寒的长城沿线的守势战略耗费巨大，甚至成为点燃反秦起义的导火索，这必然成为处处以秦朝为鉴的汉朝君臣心目中的反面教材。汉朝与匈奴之间战争的标的实际上是构成匈奴军事优势的匈奴战斗兵员：对于汉朝而言，只有严重削弱匈奴的兵力（杀伤或者内迁）才能使得人口基数较少的匈奴无力南侵，李牧歼灭匈奴大量兵力使得之后十余年匈奴无力南侵；对于匈奴而言，只要保存了足够完整的战斗人力，失去的牧场迟早可以通过南侵逐步夺回，秦朝内乱后匈奴乘机南下重新占据河套地区。

马邑之围的失败使得汉武帝将匈奴主力引诱至近塞而歼灭的图谋落空，那么只剩下主动出击、深入匈奴的战略选择。汉朝与匈奴之间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明确的国家边境线，但是汉朝边境与匈奴王庭之间存在着两个重大的地理标识，即“一河一幕”，河即是黄河，黄河以南的河套地区可农可牧，是战国末期以来匈奴与中原争夺最为激烈的地区，幕即大幕，即横亘在我国内蒙古、新疆与今蒙古国之间的戈壁沙漠带，将蒙古草原分割为漠南和漠北两大地理区块（图1）。

图1 汉朝与匈奴的形势图

2.    鏖战漠南：匈奴单于主力北撤度幕

漠南牧场和河套地区较之漠北气候相对温和湿润，河西走廊和河套平原都是匈奴极为优良的牧场（匈奴失去河西走廊的牧场后，歌云：“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后世汉元帝时汉臣侯应在上书中说“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馀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同时在战略上漠南和河套更加接近汉朝边境，是匈奴南下劫掠的后勤基地和前进跳板。因此，对于需要深入匈奴本土捕捉匈奴骑兵主力的汉朝而言，最理想的结果就是在距离边境相对较近的河套和漠南地区捕捉和歼灭匈奴主力，这样的远程出击虽然较之李牧诱敌近塞成本激增，但是其成本相比于穿越戈壁沙漠而深入漠北显然是小巫见大巫。

公元前129年，马邑之围后的第四年，匈奴开始频繁地南下劫掠汉朝的边郡。公元前129-127年，匈奴每次大举南侵都会随后引发汉朝大军的出塞反击，这不仅仅是汉朝对于匈奴南侵的报复而是汉军力图捕捉盘桓在河套和漠南地区的匈奴南下主力，然而汉军在承受了巨大损失后并没有实现重创匈奴主力的战略目的，较大的战果是收复了河套地区。汉武帝采取了和秦始皇相同的政策，在河套地区设立郡县并且大规模移民来充实新占领的领土，之后两年，为了巩固和消化河套地汉军暂停了大规模出塞的军事行动。从表面看去，汉武帝对匈奴的战略正在重蹈秦始皇的覆辙，建立朔方郡（河套）和在边境维持大军正在快速消耗汉朝的国力，史称“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虽然汉武帝可以仰赖汉初以来休养生息国策所积蓄起来的雄厚国力，但是如果汉朝与匈奴这种对峙常态化和长期化，那么再雄厚的国力也不能阻止汉武帝步秦朝二世而亡的后尘。

然而，与秦始皇派蒙恬收复河套后以重兵屯守的守势战略不同，汉武帝经营河套是为了服务前伸汉军出塞范围的有限攻势战略，这战略终于在公元前124-121年结出了硕果。以河套为基地，卫青重创匈奴右贤王部而霍去病则占领了河西走廊，卫霍这四年间消灭、俘虏和招降的匈奴部众超过十万人，卫青和霍去病终于部分实现了在漠南捕捉和重创匈奴主力的战略目标。然而，卫霍如此辉煌的战绩还是没有达成马邑之围时的战略初衷，即重创匈奴政治和军事的核心单于及其麾下主力。不过，如果匈奴单于为了报复汉朝而频频自漠南南下的话，卫霍总能找到一次围猎单于主力的机会，正如700多年后与卫霍并称的唐朝名将李靖和李世勣抢在突厥颉利可汗逃回漠北前在漠南全歼突厥可汗主力。

汉匈两个巨人之间的全力搏斗必然意味着巨大的消耗，匈奴的人力损失和汉朝的物力损耗都达到了令两个巨人喘不过气来的程度。史称“汉比岁发十馀万众击胡，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馀万斤，而汉军士马死者十馀万，兵甲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司农经用竭，不足以奉战士”，一向以秦为鉴的汉朝群臣不得不忧心忡忡，生怕汉朝重蹈秦朝的覆辙。同样，匈奴伊稚斜单于听从了深悉汉军内情的降将赵信的建议，将主力回撤到漠北，破天荒地第一次在与中原王朝的战争中摆出了战略防御的姿态。

3.   卫霍度幕：汉匈巨人迎面冲撞

匈奴单于以大幕为屏障的守势却给汉武帝君臣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过去数年中咄咄逼人的汉军实际上是想以凌厉的攻势重创匈奴军事核心从而实现边境安宁的守势格局，此时转攻为守的匈奴实际上是奉行大幕以北等待汉朝不堪重负后伺机南下的攻势思维。时间站在处于守势的匈奴一边，而处于攻势的汉朝却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放弃度幕则需要承担在边境线上屯驻重兵的消耗，这是秦朝重兵防御战略的重现，无需等到汉武帝末年时人就可以看出汉武帝与秦始皇的相似之处；选择度幕则需要承担远超漠南作战的后勤消耗，还要面临度幕后全军覆灭的风险，且度幕失败后汉匈战争的天平将倒向匈奴一边。汉武帝站在了成为下一个秦始皇还是第一个汉武帝的十字路口。

此时的汉武帝绝没有度幕必胜的把握，也不可能拿日后受其度幕成功而激励的东汉窦宪北伐、明朝蓝玉北伐和明成祖朱棣北征来作为决策的参照，他可以依赖的历史经验是李牧近塞破敌和蒙恬沿河防守，度幕对于汉武帝时代的人们来说是没有历史可以借鉴的前所未有之事。然而，汉武帝君臣在度幕的巨大风险背后也看到了战略良机，正因为匈奴认定大幕必然会使得高度依赖后勤的汉军疲惫虚弱，因此汉军一旦度幕成功将不会面临捕捉飘忽不定的匈奴单于主力的风险，相反在大幕后养精蓄锐的匈奴单于主力将会主动寻求与汉军决战，即汉军以度幕的后勤风险为代价换取捕捉匈奴单于主力的确定。因此，度幕的远征没有像以往汉军出征河套漠南一样兵分多路，利于捕捉匈奴兵力，相反度幕大军只分卫青和霍去病两大枝，因为一旦汉军度幕必然会面临在幕北等待的匈奴单于和左贤王主力的主动攻击，飘忽不定的匈奴主力将会在汉军度幕旅程的尽头等待着汉军。

决策的骰子已经掷下，汉武帝决定派大军度幕，去实现其马邑之围起就未能完全实现的战略目标，重创匈奴单于主力。汉武帝原本以汉军中最为猛锐的霍去病出兵西路与匈奴单于主力决战，而以卫青出兵东路对阵匈奴左贤王主力，之后汉朝得到单于在幕北东部的情报，于是将卫青与霍去病对换，由此可见度幕的战略目的与马邑之围并无不同，目标始终是歼灭匈奴单于主力，然而情报的失误却使得天才的霍去病失去了斩虏单于、超越李牧的机会。

相比于李牧的诱敌近塞，度幕远征的消耗是惊人的，卫青和霍去病各领五万骑兵度幕，另有四万匹将兵的私马从征，十万名骑兵和十四万匹战马不能如之前的出塞那样依托朔方郡和边区的后勤供应，因此卫霍大军的身后是更加庞大的后勤补给纵队，史称：“步兵转者踵军后又数十万人”，庞大辎重部队显然起着取代边境要塞而成为移动补给据点的功能。原本这庞大的辎重部队是中原王朝出征草原时最大的软肋，然而由于此时匈奴已经退出漠南，卫霍大军可以无后顾之忧而专心前行。然而，度幕的的巨大消耗依然可以从《史记》的简略记载中窥见一斑：汉两将军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馀万。《史记》的记载仅记录了作战部队的损失，而庞大后勤部队中人员和牛只的损失成了永远的悬案。

不出武帝君臣所料，当卫青和霍去病的大军度过大幕后，匈奴单于和左贤王的主力分别已经严阵以待。或许卫青会吃惊于对手不是左贤王而是单于，然而度幕后的悬念已经消失，卫青对阵单于，霍去病对阵左贤王，自马邑之围以来汉朝战略家梦寐以求的汉匈大决战就此展开。无论是单于还是左贤王，都吃惊于度幕后汉军骑兵的精壮，他们以戈壁沙漠为武器虚耗度幕汉军的战略已然破产，原本以为唾手可得的胜利变成了生死相搏的苦斗，单于和左贤王都在苦战后逃离战场。卫霍的度幕虽然没有实现捕获匈奴单于、献俘阙下的最佳战果，却基本实现了汉匈巨人搏斗的起点马邑之围时的战略目标，重创了匈奴的军事人力，以至于直到28年后的公元前91年匈奴才稍稍恢复元气发动有规模的南侵。然而，经历了公元前129年-119年十年恶战的匈奴却因为人力资源的严重削弱而再也回不到秦末汉初那样的全盛状态。

度幕之后，卫青和霍去病彷佛完成了命中注定的最华丽表演而相继谢幕。度幕后两年军事天才霍去病去世，其麾下的将领们依然继续为帝国征伐西域和两越，但是谁都没有成为新的卫霍。虽然卫青于度幕后13年才去世，但是汉匈经过度幕这场决斗后再无大战，卫青在度幕之后就再无统帅大军的机会。

卫霍的度幕虽然是军事上的壮举，却并没能终结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两千年的争斗，卫青的武勋未能保证自己的外甥刘据稳居太子之位，霍去病的战功也并非汉武帝选择托孤霍光的原因。然而，卫霍度幕的成功却为后世中原王朝经略北方草原提供了一个榜样和先例，汉武帝之前漠北草原被认为是中原王朝军队的禁区，而汉武帝之后中原王朝军队的度幕往往是武功鼎盛的象征，点燃了后世雄才大略的君主们“廓清沙漠”的雄图。渐渐地，卫霍取代了度幕成为后世中原王朝深入草原的战略和名将的代名词。曹操的爱子曹彰就放言：“丈夫一为卫、霍，将十万骑驰沙漠，驱戎狄，立功建号耳“”，唐初击破东突厥汗国的名将李靖和李世勣去世后陵墓“依汉卫、霍故事”，明太祖听闻大将蓝玉深入草原大破北元的捷报后将其“比之卫青、李靖”，卫霍更是成为唐诗宋词中频频亮相的典故。

不过，卫霍的度幕在激发唐朝边塞诗人豪情的同时也引发了后世穷兵黩武的批评。卫霍的度幕固然是军事的创举，但是匈奴与汉朝的争斗并没有因此划上句号，那么卫霍度幕是否是汉武帝野心失控的产物？对于这种怀疑和批评，距离汉武帝时代较远的西汉文学家扬雄给出了较为客观的回应：“（汉武帝）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馀年，于是浮西河，绝大幕，破寘颜，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以临翰海，虏名王、贵人以百数。自是之后，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且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狼望之北哉？以为不壹劳者不久佚，不暂费者不永宁，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填卢山之壑而不悔也。”

撰写《汉书》的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中全面总结了西汉王朝对匈奴政策的演变，他做所的精炼陈述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具有启发意义：

昔和亲之论，发于刘敬。是时，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难，故从其言，约结和亲，赂遗单于，冀以救安边境。孝惠、高后时遵而不违，匈奴寇盗不为衰止，而单于反以加骄倨。逮至孝文，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而匈奴数背约束，边境屡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陈，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顾问冯唐，与论将帅，喟然叹息，思古名臣。此则和亲无益，已然之明效也。　　仲舒亲见四世之事，犹复欲守旧文，颇增其约。以为：“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独可说以厚利，结之于天耳。故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匈奴虽欲展转，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杀爱子何！夫赋敛行赂不足以当三军之费，城郭之固无以异于贞士之约，而使边城守境之民父兄缓带，稚子咽哺，胡马不窥于长城，而羽檄不行于中国，不亦便于天下乎！”察仲舒之论，考诸行事，乃知其未合于当时，而有阙于后世也。当孝武时，虽征伐克获，而士马物故亦略相当；虽开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弃造阳之北九百余里。匈奴人民每来降汉，单于亦辄拘留汉使以相报复，其桀骜尚如斯，安肯以爱子而为质乎？此不合当时之言也。若不置质，空约和亲，是袭孝文既往之悔，而长匈奴无已之诈也。夫边城不选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备塞之具，厉长戟劲弩之械，恃吾所以待边寇而务赋敛于民，远行货赂，割剥百姓，以奉寇雠。信甘言，守空约，而几胡马之不窥，不已过乎！

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奋击之威，直匈奴百年之运，因其坏乱几亡之厄，权时施宜，覆以威德，然后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庭。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　　后六十余载之间，遭王莽篡位，始开边隙，单于由是归怨自绝，莽遂斩其侍子，边境之祸构矣。故呼韩邪始朝于汉，汉议其仪，而萧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无常，时至时去，宜待以客礼，让而不臣。如其后嗣遁逃窜伏，使于中国不为叛臣。”及孝元时，议罢守塞之备，侯应以为不可，可谓盛不忘衰，安必思危，远见识微之明矣。至单于咸弃其爱子，昧利不顾，侵掠所获，岁巨万计，而和亲赂遗，不过千金，安在其不弃质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于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