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年，开了春，大队里出民工，名额自然落在了我们几个刚刚毕业的十七岁女孩子的头上。
父母担心，怕我受不了那苦。但我自己认为，我已经十七岁了，长大成人了，该为家里出点力，挣点工分了，于是毅然决然地奔向了修坝筑堤的战场。从此战天斗地的土地上出现了我们这几个年龄最小的社员的身影。
春寒料峭，西北风还很凌厉，但那阵地上，已是红旗飘飘，人流如织。他们多数是二三十岁的棒小伙，也有少数四五十岁的老当益壮的中年社员。他们干起活来，精神抖擞，干劲冲天。壮劳力推着两边挂篓子的独轮车，篓子里满满的泥土。我们这些小社员，只得带上垫肩，给他们拉车子。要知道，那走的都是上坡路，必须有人拉车，给他们助上一臂之力，才能把土运到上方去。
这活可真不轻快，一天下来，腿瞪直了，肩膀也磨肿了，夜里腿疼得直抽筋。一天一天的熬，垫肩磨烂了，又换一幅，肩膀磨破了，磨出了老茧。可是再苦再累也得咬牙坚持，不能打退堂鼓，自己知道这只是人生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记得我们几个女孩子，住在那个村子的贫协主席兼革委会副主任的家里。老汉姓徐，五十多岁，黑脸腔，一脸的革命正气。他在北屋居住，一个儿子在外当兵，一个儿子在煤矿当工人，那时候，只有所谓响当当的贫下中农家庭，才有这样的好家景。
他干煤矿的儿子常年不在家，就媳妇和不大的儿子住在南屋里面的厢房里。我们四个女孩子就在外屋的地下，正冲着门靠里的墙边打了一个大地铺。
四个性格迥异的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在这个大地铺上，每天晚上都上演着，说笑哭闹的大戏。不管白天多么累，但一到了晚上，那就是从炼狱到了天堂。四个人并排躺下，有时这个来上一段故事，有时那个又讲上一个笑话，有时她又猜一个迷语，有时高兴的把被子一掀，往墙上竖个直立，再不然就翻起跟头。红灯记、沙家浜每天变着嗓子嚎。都说三个女人一戏，我们这四个姑娘玩得欢了，简直要把人家屋顶掀翻。
时间一长，住在里屋的小媳妇跑到她公公那里告状去了。带队队长训了我们一顿，我们就老实了几天。每天晚上说话悄悄的，洗漱悄悄的，关灯睡觉也悄悄的，像换了一群人似的。
有一天的晚上，大家照旧躺下，不知谁在被窝里放了一个响屁，大家又憋不住了，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问是谁放的，没人承认，说着说着急眼了，有两人打了起来，另外两个一看不好，赶紧拉架，结果大家掀起被子，黑着灯，在地铺上翻滚起来。
这时，厢房里的灯亮了，孩子吓得大哭了起来。我们这才知道又闯祸了，结束了混战，赶紧蒙上被子不敢作声了。这时，小媳妇再也忍不住了，大声嚷道：“你们这几个臭妮子给我听好了，明天就搬走，俺孩子都被你们吓着了，我实在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这回娄子捅大了，第二天，带队长早早把我们几个喊去，贫协主任的脸拉得老长，倒背着手，两只眼睛狠狠得瞪着我们说：“照顾你们几个小，给你们住这么好的房子，你们太不像话了！不老老实实睡觉，半夜三更吵得一家人不得安生，你们到底想干啥？”
我们也知道理亏，嘴巧的赶紧上去赔不是道歉，徐大爷长，徐大爷短地哄个不停。就这样，徐大爷还不依不饶，向带队队长说：“这几个女孩子是啥家庭出身，政治上有没有毛病？”带队队长赶忙说：”唉，徐大爷，这你放心，他们都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女娃，都是出身好的，最不好的就是一个中农成份。”
但徐大爷眼光忽然落在了我的身上说：“我咋看着这个闺女不像本地人？说话还找言扒拉语（意思是外地口音）的？”
我脸一红，无言答对，急得直搓手。这时带队队长赶紧笑着说：“徐大爷，你的眼力真好，这个闺女小时候在济南她姑家长的，口音变不过来。不过你放心，政审是没问题的。”
这个徐大爷气呼呼地又瞅了我一眼，半信半疑的说：“没问题最好，晚上都给我老老实实睡觉，再出幺娥子，我这屋不留你们！”
带队队长斜眼看了我们一下，嘴里连忙说着好话，我们四个人也毕恭毕敬地齐声称是，这才勉强摆平了这件事情。
实际上，我们四个人出身都不咋地，一个地主，一个富农，一个中农，唯有一个是下中农的，她大爷好像政治上还有点问题，也倍受牵连。在学校时，我们几个的学习成绩不相上下，都在上游，但政审不过关，所以没一个能上得了高中。能上高中的，都是革委会选送的贫下中农，红色后代，我们这种人，连想都别想。
这下，我们四个人真老实了。若再不老实，叫人家上纲上线，问题就严重了，那我们真得吃不了兜着走了。
有一大阵，我们士气低迷，每天晚上也没啥动静，早早躺进被窝，早早睡觉，每天见到小媳妇，也不给她好脸子看。说也怪，我们越不理她，反而她主动找我们和好来了。有时晚上还给我们送上一壶热水，有时主动找我们搭讪。我们慢慢地就接受了她的好意。她也是看我们几个并无什么恶意，只是爱打爱闹而已。小媳妇结婚早，其实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在一起也有很多共同话题。再后来，我们主动帮她看看孩子，有空帮她干点小活，渐渐地我们竟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姐妹。一直到我们完工回家，我们关系处得都不错。这真应了那句老话：不打不相识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