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读到王小波是他的《黄金时代》，当时就诧异原来作家也可以是这个样子：一开始感觉流里流气的，有点塞林格的味道，但又不禁被他的“王氏幽默”逗笑。
尽管王小波在全国的大学生中间已经是偶像级人物，但是他并不是“作协”会员，文学史里也没有他的名字。那为什么主流文学界一直对王小波不予置评？在这里我引用李银河先生的话来回答：这个奇特现状的原因在于，按照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体系，王小波的确没地方放，无法置评，因为他从经历到作品都游离在这个体系之外。所谓经历的游离是指，他既非文学系的学生，也非“作协”会员，只是一个自由的写作者；所谓作品的游离是指，他的写作目的和他的作品都远离既存评价体系，因此使得体系内的评论家无从评判，只能沉默。王小波就是在你大发议论、正襟危坐时，一个坐在角落用一脸坏笑凝视你的那个人，他也许什么都不说，但他什么都明白。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很短，短到几分钟就可以读完，但是之后的沉默却是长久的，不知道原由，就是不想说话，更不想承认自己的心被一只猪打乱了。这篇散文与其说是讽刺，不如说是自喻。王小波本人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这只猪是他理想的化身，但为什么是只猪呢？因为猪的命运是被人设置好的，公猪阉掉，长肉；母猪交配，下崽。但是猪也会不甘心于这样的设置，所以种猪不与母猪交配，母猪会吃掉小崽。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些猪就反映了社会中被设置好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及心理，想反抗又无力反抗。这也反映了王小波对人民大众的关怀，特别是在思想层面上的，他希望人们有智慧，自己思考，反对他人的设置和灌输，讨厌模式化的生活。文中那只特立独行的猪会跳上屋顶晒太阳，跑去附近的村寨找母猪，模仿各种声音，甚至在招致祸患面临被枪杀的命运时也反抗到底，最终逃出控制重获自由之身。文章中出现了两个“我”，一个是喜欢那头特立独行的猪的知青，也就是管猪叫猪兄的那个“我”，这个“我”很现实，从他身上可以看到种种懦弱。猪呢，则是一个理想的具体化，这也是王小波的性格。在被设置的生活与自由的生活之间的选择中，人要么参与设置别人的生活，要么对于生活被设置安之若素，剩下的一种选择——反抗这种设置，回到个体的自由——是充满艰险的。前面两种选择太过平常，因为我们已经习惯设置别人的生活或者被别人设置，我们甚至忘记了去思考这种存在的合理性，这也许是人最大的悲哀，也是王小波最想说出的话。
王小波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曾说过：我要试着创造出一点美。这就是他的文学的全部目的。而主流文学的目的却不在于此，它有太多美感之外的功能。看着王小波的文字是会心疼的，这位理工科生，一直在做着他所谓的“减熵”运动，不顾写作道路的坎坷与孤独，就那么单薄又永不回头的走在文字的栈道上。他就像是《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口无遮拦的孩子，胡扯与幽默背后是隽永的深刻。王小波在他生前最后一封邮件中这样写道：“我正在出一本杂文集，名为《沉默的大多数》。大体意思是自从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第二天，王小波便去世了。
冯唐第一次读到王小波是在厕所便秘的时候，发现的快乐使他差点像阿基米德一样光着屁股跑上街。他发现的是什么？他从王小波的文学发现：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他称王小波是现代汉语文学的一个“好得不得了的开始”，所谓“开始”是一个极为严重的判断：在“开始”之前是一片虚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