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芳、花、丽，是最常见的农村姑娘的名字，并且，她们中的大多数都与名字相称，出落得健康而美丽。
芳是老田的女儿，也是他们家里唯一的女孩儿，所以最受宠爱。我们两个同年，从小一起玩到大，但我们却不是同学。
说到这点，就不得不提一下当时的教育环境。
我们村很大，所以有一所完小（1～6年级），周边村子的孩子也都要过来上学。原先没有幼儿园，1982年才开始办幼儿园。
那时候农村人每天都要下地干活，很多孩子都没人看管，有的就跟着家里大一点的孩子去学校，比如我就经常跟着堂姐们去学校，她们上课的时候我就在走廊上玩。有的孩子比较可怜，经常被大人锁在家里，像我表弟那么皮的，不止被锁，还要用绳子拴着，不然他分分钟能闯祸。
村里办幼儿园了，对家长们来说是大好消息啊，因为这表示有专门的地方看小孩了，于是一窝蜂把孩子送进了幼儿园。像我这样下半年出生还没到入学年龄的也硬给塞了进去。
到了升小学的时候问题来了，一年级严重超员，教室不够，老师也不够，要刷掉一半人。当时是按幼儿园结业考试成绩来处理的，排名在前面一半的升小学，后面一半的重读幼儿园。这么着我和芳就分开了，不过每天放学后还是照常在一起玩。
芳从小就是个特别勤劳特别能干的小姑娘。每天放学后她都要去田里割草、放鹅。很自然地，她就成了我母亲嘴里别人家的孩子。
有一个黄梅天，下着很大的雨。我母亲匆匆从田里跑回家，看见我，张口就说：“下这么大的雨，人家芳穿着雨衣在田里插秧的！你们谁能如她？我喊她回家避雨，她说这一点点要赶着插完，省得她妈再出来了……”我听了心里很不服气，就想：雷雨天呆在野外，被雷劈的机率很高的你懂不懂？
大抵天下家长都一样的，整天喜欢和别人家孩子比，成绩要跟学习好的人比，劳动要跟最勤快的人比，我们这些人一直以来都要生活在“别人家孩子”的阴影里。
比归比，我们并没有因此而生嫌隙，依然每天一块儿劳动、一块儿玩耍。放学后，我们挎着篮子、赶着鹅去田里，一边放鹅，一边割草、挖荠菜、挑马兰……周末，我们会约着一起去山里采桑葚、采覆盆子、拔茅针……
夏天的夜晚，我们在一起摇着蒲扇乘凉，坐在星空下闲聊听故事。她母亲会讲很多鬼故事，我们特别喜欢听，听了又害怕，真是备受煎熬。
当然，作为孩子，我们在一起也会时常干一些坏事，比如偷点人家的瓜果之类的。
还是一个夏天的夜晚（好像夏天的夜晚活动特别丰富），我们凑在一起闲极无聊，她就提议说：“我们去偷点黄瓜来吃吧！”
我听了猛点头，问：“去哪里偷？”说真的，我绝不是一个好的合作伙伴，胆小如鼠不说，行动能力也差到不行。
她想了一会儿，估计是在思索最佳作案地点，然后说：“去丽丽家的园子里偷吧，她家种着好些黄瓜的。”
丽丽是我同学，也是我同桌，她家的菜园子就在房子边上，是最近的了，而且黄瓜种得真的好。可是我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小心翼翼地说：“不行吧？她爷爷很凶的。”
她拍着胸脯说：“没事，我进去偷，你在外面望风。”
真正行动的时候她就发现问题了——我胆子不是一般的小，望风我也怕啊！她没办法了，就找了个草垛让我藏着。
一会会，她就偷了三根黄瓜出来，平分，一人一根半。我们边啃着黄瓜边回去，黄瓜真好吃，水灵灵的，清香扑鼻。半路上碰到了她小哥，她小哥拿手电筒照着我们，发现我们在吃黄瓜，就问：“你们哪里来的黄瓜？快给我一根！”
芳小声说：“我们去丽丽家园子里偷的。你让她给你，”她指指我，又说：“是我一个人偷的，她没出力。”
我无可奈何，就去口袋里掏那一整根的黄瓜，一掏，没有了。我就说：“掉了！大概是掉路上了。”三个人就打着手电筒往回找，还真在路上找着了。
初中毕业后，芳考上了市里的职业高中。她父亲老田就找她谈话了，很艰难地开口说：“丫头，我们家的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家里面刚建了房，你两个哥哥还要结婚成家，要不这学就不上了吧？就算爸爸对不起你……”
老田平时很疼她的，两个儿子平时没少挨打，却从来不打女儿。估计他是真的为难了，职高的学费是真贵，一学期要五千多，还不转户口。要知道在九十年代初，一个工人一年收入都很难达到一万块，何况是农村？
老田是做搬运的，靠着一身力气和一辆平板车，给两个儿子一人建了一栋楼房。按照当时的物价，能在城里买两套房，这在我们村里都是头一份的。
芳哪里受得了这个？她从小就特别懂事，特别体谅父母。当下她就表示不读了，进厂！上班赚钱减轻家里的负担。
后来，她和邻村的一个青年结了婚，偶然的机会两人一起去了外面创业。期间究竟吃了多少苦不必细说，她把自身的那种不怕吃苦、不怕吃亏、坚韧不拔的优点发扬光大，并且运用到了极致，终于在业内积攒了良好的口碑，生意越来越红火。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她了。听说，他们早已在那个城市买房定居了，还买了辆宝马，孩子也进了市里的学校上学。她就这样，凭着自身的努力和汗水，完成了一次阶层跃迁。
所以，勤劳致富，实际上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只要你是真的勤劳，脚踏实地，敢做敢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