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好友相约，一起到一位朋友的庄园去游玩。

我一眼就看见了“馒头花”，大红色的，是一丛，二十棵左右长在一起。

其实它的学名叫“蜀葵”，但在我老家那儿都称“馒头花”。

我熟练地摘下了一片花瓣，从嫩白的底部对半撕开，然后贴在脑门上，咧嘴冲着好友们笑。

他们都笑了，说我像只公鸡。因为脑门上有鲜红的“鸡冠”嘛。

我还贴少了，仅一片花瓣。我们小时候可是贴得满脸都是。

“坐在主席台上西装革履的你，和现在头戴‘鸡冠’的你，哪个才是真实的你？”有朋友问。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都是真实的我。一个是工作中的我，一个是生活中的我；一个是遵守礼仪规范、严肃的我，一个是回忆童年时光、放松的我。

因为“馒头花”又开在了脸上，我不由想起自己曾经写过的一篇文章《开在脸上的馒头花》，那是回忆我英年早逝的大伯的。

文章共分四个部分。一如我其他文章的风格，独立成章节却又有一根线来贯串——

“一棵毛桃树”。大伯家门前有一棵大毛桃树，那是我们“爬上爬下的乐园”，也是我们的一个美食来源。

“开在脸上的馒头花”。大伯家种的“馒头花”大部分都“开”在了我们的脸上（如文章开头的做法），尤其长在高处的都是大伯摘给我们。

“我穿上了的卡”。大伯买了“的卡”（的确良卡其）面料，让裁缝给我做衣服，可他自己还没穿过这么好的面料。

“剪我一缕黑发送他上路”。大伯42岁时得了食道癌，虽经全力治疗还是回天无力，过早离开了我们。我为他披麻戴孝并“挽丁”（剪一缕头发钉进棺材）。

贯串四个章节的是“爱”——大伯对我的爱。

这篇文章是2016年10月份写的，那年我写作刚刚起步。文字十分真诚、朴实，没有任何虚构的成分。

再发朋友圈，依然得到了较多的点赞。

一位已经退居二线的中学校长留言：“读了潸然泪下”。

晚上出门跑步，遇上一位加好友不久的朋友，她告诉我，她读哭了，她转发给一位好友，好友也读哭了。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好几个地方都写得泪流满面，甚至无法继续敲键盘。

从2016年3月开始写作到今天，共有三篇文章写得我伤心流泪、身心俱疲，分别是《开在脸上的馒头花》《风吹麦浪》《飞鸟与射手》。

附：开在脸上的馒头花

大伯离开我们快40年了。

40年，可以让江河变成平原，可以让种子变成老树，也可以让无邪的少年步入成熟的壮年。然而，大伯对我的关爱与呵护，点点滴滴，汇成涓涓细流，一直流淌在我心中的小溪里，永远那么鲜活，让我永生难忘。

一棵毛桃树

大伯家门前有一棵毛桃树，粗壮的树干不超过半米高，树枝向四周伸展得很开。

那时候大伯家、小叔家和我家小辈姐弟近10人，大的十来岁，小的一、两岁，这棵毛桃树就是我们的一个大玩具。

那矮矮壮壮的树干、粗大的枝丫被磨得滑溜溜的，褐色的树皮似老家俱的表面一样。

最令人喜悦的是夏天，树上的毛桃渐渐成熟。原先碧绿的桃子慢慢变红，尤其那些面朝太阳的，一天天红色越来越深，直至完全红透。有些桃子的表面还点缀着些黑色斑点，象人脸上的雀斑。

毛桃熟了，非常好吃，甜里面透着酸，酸里面裹着甜。洗净后，我们用手从中间掰开，去掉核子，一手拿着一片。往往先把红透了的桃肉欣赏一番，再用舌头轻轻舔一舔，然后慢慢咬着吃。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大伯会将我们抱上桃树，扶着我们在树枝上快乐地挪来挪去。我们长大一些后，大伯就在一边看着我们爬树，需要时帮我们一把。再以后，大伯往往叮嘱一句“小心点儿！”让我们自由自在地上上下下。

也许因为大伯家生了两个女儿，他对我们男孩子特别宠，有时候甚至有点儿放任。

无论我们在毛桃树上怎么玩耍，也无论把树枝折成怎样，甚至因为沿着某根树枝爬得太远而将整根树枝折断，大伯都不会骂我们，更不用说打了。

那时候，大伯家的这棵毛桃树，就是我们快乐的天堂！

开在脸上的馒头花

大伯家比较爱种花，品种也不算很多，但在我的记忆中属于当地的种花“大户”了。

有一种花，在乡村比较多见，我们那儿叫作“馒头花”。后来知道它的学名叫“蜀葵”。这花的花盘大，花瓣多而丰满，像只大大的馒头，非常好看，花期也特别长。

大伯家厨房的西墙根，很多年一直种着一丛丛馒头花，花杆最高的高过屋檐。

五月底，馒头花逐渐开放。尽管那时年龄小，我们对于最初仅开的几朵也懂得爱惜，只围着看，不动手。及至大批的花朵顺着细长的杆儿开得密密匝匝，我们就按捺不住了。

挑盘儿最大的花朵摘下来，采下一片片花瓣，从嫩白的底端对半剥开，一片一片地往额头上贴、往鼻尖上贴、往两腮上贴……直到贴满整张脸，像只美丽的公鸡，四下乱窜，并“喔喔喔”、“喔喔喔” 地叫个不停。

长在高处的花朵，我们个头矮、够不着，大伯会过来为我们摘。他总要挑最大、最美的摘给我们！

当我们满脸花瓣、公鸡似地四处叫唤时，大伯的目光一直追随着我们。

每年整整一个长长的花季，大伯家的馒头花，很多都开在我们的脸上。

我穿上了“的卡”

我家连续三个男孩，我是中间的，又长得虎头虎脑，大伯对我总是宠爱有加，有意无意间把我当作亲儿子看待。

每次看见我，大伯都要把我喊过去，久久地抚摸着我的头，叮嘱我要乖巧听话。

有时候，会让我唱歌给他听，《红星照我去战斗》、《春苗出土迎朝阳》、《社员都是向阳花》等等，不管唱成什么样，大伯的掌声都特别响亮。

在我六、七岁时，大伯时常送新袜子、新帽子之类给我穿戴。上学后，给我买新书包和文具盒。

一天下午放学后，大伯突然通知我，让我和二姐（堂姐）一起到裁缝家去量衣服尺寸。

待裁缝打开布料，得知是我们两个孩子做衣服时，吃惊得张大了嘴巴，反复询问家里大人是怎么交代的，是不是我二姐搞错了。

原来，那厚实、挺刮的布料名字叫做“的卡”，又叫“的确良卡其”，在我们当地，尚没有一个孩子来做这么好料子的衣服。

后来，一个穿着一身藏青的卡衣服的少年，从同玉村小学乘船去乡里参加了全乡学科竞赛，并一举夺得好名次。

大红奖状拿回来时，父亲把它挂在大屋特别显眼的横梁上。

剪一缕黑发送您上路

在我七岁那年，大伯得了重病，喉咙渐渐难以顺畅地咽下东西。父亲陪他去上海大医院检查，结论是食道癌。

听父亲说，在上海医院里得知自己患上绝症时，大伯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爷爷奶奶去世得早，大伯是家中长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无论吃的、穿的还是用的，大伯时时处处为五个弟弟妹妹及孩子们着想，千方百计照顾好一大家子。

可是，不久将离开亲人，大伯怎么割舍得了、怎能放心得下！

那年大伯才42岁。

按照医生的要求，大伯吃了很多药，特别是中药。有时我也帮着大妈和姐姐们用那种专用瓦罐煎煮中药。煎好后把药汁倒出来，再很虔诚地把药渣倒在有行人经过的路中央。当地有习俗说，踩药渣的行人越多，这药就越灵。

当时还有一个偏方，是用蛤蟆蒸汁水喝。那年夏天的很多个夜晚，我和哥哥、弟弟一起，举着手电筒在田地里、在墙根下、在小河边等各个地方，到处找蛤蟆。本来胆子不大的我们一下子变得那么勇敢，不怕天黑，不怕蚊虫、不怕毒蛇……似乎什么都不怕了。

大伯的身体还是越来越差了。他常常倚在门边看我们玩耍，仍不时叮嘱我们注意安全。

毛桃树依旧结满毛桃，可大伯已经没有力气来扶我们爬树；馒头花仍然开得很旺，大伯看我们往脸上贴花瓣时，笑着笑着眼泪就落了下来……

在一个我还睡眼惺松的早晨，大伯永远离开了我们。

大伯是那么喜欢我、那么爱我！虽然我没能如他所愿做他的儿子，但现在我来为他披麻戴孝。

面对灵柩中再也无法睁开双眼的大伯，我恭恭敬敬地双膝跪地——敬爱的大伯，剪我一缕黑发送您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