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繁荣与曲解遍布整个沿海地区。工业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同时加快了语言文化交流的进程。从私塾文言文到推广白话文，从广布阅报社到现代图书馆，从地方多种方言到普及普通话。今天的普通老百姓也赶上了时代的脚步，享受到了文学主流倡导的全民阅读的幸福。

那是正值青春勃发改革开放初期的广东，广袤大地如铁马奔踏尘沙飞扬，开疆辟土的机器如春雷轰鸣，沉默的渔船毫无防备随海浪卷起。哥哥姐姐们如现在的90后，我们正如现在的00后般年纪，带着满腔热情从四面八方涌入那片热土。

那时候社会主体意识还不曾形成，城市原住民还很看不起外来人员，不管你在原籍属于城市还是乡村，外来者通通冠名“农民工”。无论外在着装打扮多么优雅得体，身高体魄多么健硕挺拔，你一张口语言不地道就算异族外乡人。

记得我曾经在东莞厚街日月明酒店对面，那家叫东泰的香港公司任职事业部经理助理。公司生产空白磁带和录像带外壳，超大型日本进口的注塑机像无数庞然大物立于生产车间，包装车间地板蜡光能照映出人的影子，那是空调无尘封闭车间。所有的员工都需要更衣换鞋戴工作帽才能进出。

公司的产品主要服务于日本Panasonic（松下）Konica（柯尼卡）和Sony（索尼）等客户，空白磁带、空白录像带精美外盒包装后便飞往世界各地，被灌录成当时最时尚流行饱含音乐元素的娱乐媒介融合体。

我的直属老板是一位中肯的香港人，高高的个子中年微胖的体态，说话的总是总是不自觉用右手摸一下自己的头。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由人事部的香港主管带去他的办公室，硕大的办公桌后面坐在大班椅上写着什么的经理，见我们进来，赶忙把眼镜取下来放在桌子上，站起来跟人事主管一通“叽里呱啦”交谈后，人事主管介绍说，“这位是事业部冯经理，以后你就跟他一起工作了。”后来才知道香港跟广东一样，把什么人都称呼成“姓+生”，刘生，李生，陈生之类的。

冯生不太会说普通话，连续说了几句什么我也没听懂，只是木木呆呆地望着他。他开始说英语，问我可以听懂吗？！简单的口语比起广东话来说，听起来还是要轻松一些。他给我一些公司的资料熟悉，自己坐在办公室泡茶，隔几分钟就抬头问我一下，没什么问题吧？！

中午的时候冯经理带我去餐厅，各单位的香港主管都在，有几个冲他开玩笑，意思是，冯生，现在好了，有新助理了！冯生“嘿嘿”笑着，露出憨态可掬的神情，不停地用双手擦着裤腿，好像刚洗手粘了水的样子。

随着工作的深入，靠相互都不太好的英语根本没法继续沟通。冯生总是指手划脚地一会儿讲广东话，一会儿普通话，一会儿英语地想让我明白他的意思。我总是拿着一本小记录本，一支笔，把我理解的意思写在本子上 然后递给经理看是不是这样。冯生后来也这么做，我们说不清楚的时候就相互写，彼此相互指划着帮助理解。

香港总公司有客人来参观工厂，我们需要就事业部下一季的生产重点做阐述。我负责起草草案，冯生要负责跟其它部门商量沟通出最后的定案。那时候电脑还没有普及，我写的简体字香港主管们很多不认识。他们写的繁体字很多我也是靠猜测的。大家一起讨论的时候弄得各部门面红耳赤，还要人事部既能说广东话又能说普通话的姑娘做翻译。因为那姑娘又不熟悉事业部的业务，要翻译出我的意思也没那么准确，最后几个部门的香港主管气不打一处来，纷纷面无表情离开了会议室。

一向脾气特别好的冯生第一次冲我发火了！他把我的随手交流记录本和他的那一本，一起扔进了垃圾桶！然后大声训斥着说：“从现在起，你必须学会说广东话！”“你也可以学会说普通话嘛！”“你是我的助理，还是我当你的助理？！”

我于是买了一本广东话与普通话对照的小本，像初学英语用汉字注音的孩子一样，天天翻到一句念一句。冯生见到又把我的小教材没收了，他让我每天跟着他一起说话练习就好了。他开始不管我听不听得懂就讲他的广东话了，有的重复两遍。我开始怎么也不敢开口，听懂了就去干活，没听懂就愣在原地。

有几次冯生很大声，一句话重复了一次又一次。隔壁办公室的广西姑娘都跑进来帮忙提示，拉拉我的衣袖说，老板让你必须用广东话回答。我吓得不管不顾开始乱说一气，就这样战战兢兢地跟着慢慢练习起来了。有时候我们一起工作，广东话说得对的时候，冯生会拍着我的肩膀说，“尼句讲得几好喔”！还竖起大拇指！

后来我渐渐发现学说广东话其实特别有意思。我想语言学习无非就是敢说多练嘛！慢慢地就开始跟广西广东的同事对话，说得不那么地道，只要相互能懂能交流就好了。那时候我因为皮肤黑亮，广东话也不太标准还带着口音，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广西人。

后来，冯生也因为我们的交流越来越顺利，进入了另一个创新项目组，仍然让我当他的助理。其实语言学习和表达在任何时候都很重要，如果能学会也特别有意思。很多地方话都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真的值得大家推广和阅读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