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离多益重骨肉情
1995年的圣诞夜，如无数个平常日子一样，先行抵达子午线那一端的东方。桂林城中最早的外资企业，“万雅珠宝有限公司”，正在做“尾牙”，全体员工大聚餐。我小姑姑坐在她的同事们当中，吃着一道接一道上桌的大菜，谈笑间突然心一紧，叹气：“只怕我们家江岚这时候在美国受罪呢……”
此时，子午线这一端是凌晨，我的确正挣扎在临产的剧痛里，几近昏迷。九个小时以后产下雪儿，比预产期提前了整整一周。
小姑得到我顺产的消息，心里提着的一口气松下来，紧接着摆开布料、花边、剪刀、尺子，开始做衣服。她那一双当年打扮了我的巧手，现在要张罗着打扮那个大洋彼岸的小小婴儿了。
一个接一个装满衣物的纸箱，经海运抵达我们的小小蜗居。九十年代的留学生们，能收到国内寄来整箱整箱衣物是很稀罕的。我家里的经济条件远算不得很富裕，只是家里人似乎总觉得我一直漂泊在路上，一直不安定，所以他们总是竭力试图减轻我的经济负担。“穷家富路”啊，那是中国人沿袭了几千年的惯性思维。
等我辞掉进出口公司的工作，再考入理海大学教育学院攻读硕士学位，雪儿已满十八个月了。我每天一大早开车把她送到托儿所，然后自己到学校死磕一整天功课，黄昏时分再开车去接上她，回家做饭。这样折腾了大半年，我到底没撑住，被家庭医生发现心率严重失常。医生当即就不许我再开车回家了，一面打电话到市警察局，请警察去帮我照看幼儿，一面把我直接送进了医院。
国内的家人闻讯后自然焦急万分。婆母因我公公也卧病在床，分身乏术，我父母到广州申请探亲签证被拒，如此一来，将雪儿送回国，成了解决我们困境的唯一办法。身边打算回国的朋友们同意帮我们把雪儿带回去，于是，98年8月底，两岁半的雪儿跟着三位叔叔阿姨，登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
首都机场的接机大厅里，先期抵达的我父亲、两个姑姑和二堂妹拿着雪儿的照片和预备哄她开心的小零食小礼物，心里都很忐忑：机场人那么多，一时认不出来，走散了怎么办？即便认了出来，雪儿不愿意跟他们这几个陌生人走又该怎么办？那孩子又听不懂中文，怎么哄得过来？……
当朋友们推着雪儿出来，二堂妹眼尖，先看到了：“是不是那孩子？看着有点儿像照片……”
我小姑也迟疑，又不敢耽搁，试探着叫了一声：“小雪？是小雪吗？”
雪儿听见了。她猛然从小推车里站起，自己颠着一双小短腿直冲小姑跑过去。
这一幕，让父亲他们此前所有的忐忑烟消云散，也让他们十分惊愕。尤其是后来发现经过美国幼儿园严格训练的雪儿，轻易都不肯“和陌生人说话”，更加想不通，问她：“你又不认识小姑奶奶，怎么就敢跟她走，一下子不要叔叔阿姨了？”
雪儿利落地回答：“小姑奶奶身上有妈妈的味道！”
所谓血浓于水，不是一个抽象的，仅供唱高调或煽情使用的词汇，那是一个事实，一个简单而强韧的事实。任何时空的距离都阻隔不了亲情的绵延，不仅年年岁岁无穷尽，还要世世代代不断绝。
没有了幼儿的羁绊，我一边治病一边念书，99年底拿到学位，雪儿也差不多该回美国上学了，我于是第二次飞回桂林探亲。
雪儿在国内这一年半，不折不扣地掉进了蜜缸里。家里上上下下三、四十口人，都任她予取予求。仅是为她缝制新衣一项，我那两个姑姑剪裁、缝纫、编织的手就没停过。这一番景象，倒也在我意料之中。连我自己一回到家，也变成和雪儿一样懵懂幼稚，只会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哪里还有立场去管她是不是被宠溺过度？姑且让这孩子在她的蜜缸里再陶醉几天，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尧山脚下，靖江王陵对面的褂子山坟地，小舅和小叔、姑妈陪着我去扫墓。
江家人原本是闽西的客家子弟。我祖父青年时代到广西谋职、成婚，生下了父亲他们兄妹数人。因战乱纷起无法返回闽西，一家人便在桂林落下了脚，解放后，又把我曾祖母从福建老家接来赡养。小时候，我跟着长辈来祭拜的是我曾祖母，到我高中毕业那一年，曾祖母的坟冢边安息了祖父；如今，从这块墓地往山腰上去，又多了我老外公的墓碑。
我出生之时，早已背着“右派”包袱的父亲远在偏僻的山区劳动改造。一年多以后，母亲也被下放，将刚满周岁的我留在了桂林城里，由祖父母教养。
那时祖父母的家在叠彩山下，一栋陈旧的小木楼上。一家子七、八口人，只得一间堂屋和一间房，堂屋里摆着吃饭用的桌椅，狭小的房间内，除了横竖摆放的几张床、一个小樟木柜子和一张书桌，几乎没有别的像样家具了。
早先，我祖父还要去“板车社”上班维持家计。每天拉整整一木板车的货物，弓着腰，低着头，一步一步，沿中山路从城北到城南，无论刮风下雨，寒冬酷暑。中山北路和叠彩路的交口，在这一路的正中间，是祖父歇脚的地方。小姑姑每天定时去给他送午饭，我跟着去过一次。见祖父接过饭盒，蹲在马路牙子上吃，想必也是无论刮风下雨，寒冬酷暑，尽管我只见过那一次。
雨天，祖父得穿蓑衣，戴上斗笠去拉车。他教我念：“青箬笠将风里戴，短蓑衣向雨中披，斜风细雨不须归”，或者，“蓑衣旧去烟披重，箬笠新来雨打香”……让我后来的每一个阴雨天都不见萎靡颓丧，只有诗情盎然。然而下雨天绝对不能算“好天”啊，尤其是对拉板车而言。某个雨天，下班回来的祖父摔得满身是伤，叔叔姑姑们从此再也不让他去拉车了。
于是平日里，我和祖父相处的时间多了起来。我祖父酷爱书法，写得一手浑厚饱满的行草。他每天在旧报纸上练字，却不知为何从未要求我跟着练，只教我磨墨，一边背他写出来的那些诗词句。有时他坐在书桌前写信，写给散落在福建老家、东南亚和台湾的亲人，一边告诉我，那信封上的一个个名字，和我都是什么关系。他说，接到来信都要及时回复，凡事有交代，才是讲信用、靠得住的人。
到星期天，外公来接我回外婆家。我心里其实总希望外公派小姨来，因为二姨比较唠叨，小舅脾气太臭，只有小姨敢带着我到处去玩儿。可外公经常自己来，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和祖父聊很久，坐半天也不动身。我听不懂他们说的话，猫在一旁百无聊赖，只觉得心里对外婆家后面那一片广阔田野的惦记，唰唰唰地都长成了荒草。
要等到我已年过不惑，陆续在海外见到了当年给祖父写信的那些人，我才知道祖父的整个青壮年时代都在柳州税务局为官，算来和做了一辈子会计师的外公算是同行，难怪他们一碰头就聊个没完。也要到这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为什么家庭成份并无阴影的外公外婆，当年会同意我父母的婚事。
外公和我，向来没太多话说。他一直很忙，即便退了休，还忙着被公司返聘、被会计学校返聘，不大在家的。我回到外婆家要么自己做功课，要么跟我外婆去菜地，浇水、施肥、采收，割草喂兔子。不过，只要我外婆一念叨说，我写作业肚子饿了吃酸萝卜，外公就会去买一大盒蛋卷，悄悄告诉我，藏在屋角那个大石灰缸的最底下；或者我外婆又念叨说，这个冬天太冷，我的棉袄不够厚，外公就托人去买来一件当时只供出口的羽绒衣；或者我外婆又说，我咳嗽一连几个月不见消停，外公就一定会交代，屋梁上鸽子窝里那两只小乳鸽，都炖了让我吃掉……诸如此类。
我长大的过程，除了三天两头生病，也不知闯过多少祸，绝不是天下乖孩子们之模范。可祖父和外公，对我从来没有过半句重话。他们对我唯一的要求，不外乎好好念书，将来要上大学。可我尚未高中毕业，癌症便带走了祖父；如今，我拿着一张硕士文凭回来，外公也见不到了。
顶着五月里正午的太阳，我跪在他们的墓碑前，良久。根本不觉得热，只觉得四野苍茫。小舅和小叔点燃了鞭炮，噼里啪啦地一片炸响，四野的苍茫益发辽远、空阔。匍匐在弥漫的硝烟里，我心里知道，他们在天尽头的高处俯视着我，依稀是当年对坐聊天的样子，淡定、稳重、慈和，重复着他们对我的教导：
“生活肯定不会尽如人意的，孩子，”他们说。“柳暗花明又一村，心静自然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