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舅舅活着的时候跟我说：回想起八十年代，真可谓轰轰烈烈，就像一列灯火通明的列车在黑夜里一闪而过。我舅舅死在了九十年代末，那是个令他痛恨的时代，因为他始终没能搞明白很多事。可惜他没能活到新世纪，要是那样的话，他就会明白活的明白早已不是活着的主题。
我舅舅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西安北郊的红旗国营农场，那是八十年代初的事儿了。那片农场不光有玉米地和高粱地，还有为数众多的牲口，据我所知，当时红旗农场的牲口存栏量占到西安市的三分之一，是一派牛羊猪马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我舅舅负责给牲口打防疫针，当时整个农场有三个兽医，我舅舅是唯一分得清马和骡子的——另外两个兽医是北京来的老知青，大城市人不太容易分得清这些，况且他们得到通知即将返城，故没有心思投入在牲口身上。但是这些牲口还得有人照料，今天有牛拉痢疾，明天有猪不下奶，后天又有马难产，这些事儿都得我舅舅亲自领导和关怀，久而久之，这些牲口和我舅舅之间建立了良好的感情，哪头马口重口轻，哪头猪发情时喜欢配花皮种或是黑毛种，他都了如指掌。换句话说，他成了这群牲口的老大哥。我舅舅也说，他跟牛在一起时，就感觉自己也是头牛，任劳任怨从不言语；跟马在一起时，就觉得自己是一匹马，潇洒自由无拘无束；就连跟猪在一起时，他也努力学习猪身上的优良品质。但在十八年之后，我舅舅再也察觉不出自己像什么了，更别说自己是什么，那是他从美国回来之后的事，我在后面将要说到。
我舅舅决心扎根农场，干出一番事业，他在农场的土窑里盘起火炕，砍下高粱秸秆当柴火，鱼骨做针马鬃穿线缝制了暖和的羊皮大褂，还在墙上贴上格瓦拉头戴贝雷帽的画像。我妈到红旗农场去看我舅舅，只见他门口贴着一幅对联，上书：大旗飞舞冲天笑，红遍全球是我家。
在农场的时候，我舅舅和一匹枣红马感情尤其好，那匹马真是漂亮极了，一溜棕红色的毛不带半点杂，短鼻宽额，前胸饱满，四蹄乌黑如炭，颈后的鬃毛随风摆动，就像柔美的水草顺水轻摇。我舅舅骑着枣红马在农场里左奔右突，就如一团跳动的火焰，那些动物都停下来一起注视着他们，嘴里发出啧啧的声音。后来我舅舅俯下身子紧贴马背，枣红马心领神会，只一跃便跨过一人高的兽栏，跑到高粱地里撒欢去了。那一天天色向晚夕阳乏力的时候我舅舅才回来，在农场的门口有一个一毛三拦住他，一毛三是个老兵，他对我舅舅说了几句话之后就挑着行李离开了农场，我舅舅听了之后忧心忡忡。一毛三是个连长没错，红旗国营农场是军民共建，所以场长相当于团长级别，管牲口的相当于连长级别，饲养员相当于普通战士，我舅舅就是一名战士。
假如农场一直这么欣欣向荣，牛马嘶鸣猪狗繁衍，鸡鸭在屋顶谈情说爱，我舅舅就会一直在农场当他的老大哥，被人需要的感觉总是好的。一毛三走的时候，另外两个知青兽医也走了，没过多久，就有一队卡车开进农场，那些猪啊牛啊就被拉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在一个秋天的清晨，我舅舅牵着枣红马穿过高粱地，回到了纺织城。我妈看到我舅舅牵着一匹马出现在她身边，以为他偷了农场的马溜回来——当年我姥爷骑着一辆翻斗摩托车从秦岭一路奔走出来的时候，她也是这么以为。我姥爷年轻时在秦岭深处某兵工厂造炮弹，是一名熟练的车工，能徒手车出标准的枣核线，后来那个兵工厂关闭的时候厂里发不出钱，上头说你看见什么就拿什么吧，我姥爷看了看也就只有这辆翻斗摩托车有点用了，就一路骑着回了纺织城。我舅舅提前复原回家了，枣红马就是他的转业费。我妈听了直犯愁，赶紧四下打听四厂还有空缺没，厂长说没了，除非你提前退休让你弟弟顶替。那一年我才七岁，是我从陕北回到纺织城的第二年，也是我妈顶替我姥姥在四厂上班的第二年，故而我妈没有让我舅舅顶替她。我见到那匹枣红马的时候也懵了，这可没有那辆翻斗摩托车酷，我常常骑着那辆翻斗摩托车在纺织城兜风，可我还没敢骑着一匹马上街溜达。
这么说我舅舅和我姥爷曾走过一条极为相似的路，我姥爷从兵工厂回来骑着翻斗摩托车横穿了整个秦岭，我舅舅从红旗农场回来牵着枣红马穿过了一大片高粱地。但是这之后两个人有很大不同，我姥爷回到纺织城后在街上摆摊修自行车，雨雪无阻，而我舅舅回来后偶尔在我爸爸的杂货铺帮忙，更多的时候是骑着翻斗摩托车在纺织城里瞎晃悠。
半个月后厂长找到我妈，说我们纺织城呢，为了丰富职工生活，提高艺术修养，成立了纺织城艺术社区，这里还有一个保管员的空缺，你弟弟既然上过大学，那也分得清中国画和西洋画吧，所以说他读得是医学，和艺术毫不相干，那这个岗位你还得努力。我妈被这段话说的昏了头，搞不清厂长这么说是委任还是谢绝，就问了一句，您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厂长咳了咳说，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我妈妈更迷惑了，又问了一句，意思意思是什么意思？厂长说既然你没意思，那你弟弟就别来了。我妈回家跟我爸说起这个事情，才明白了意思意思的意思。中国话以言简意赅而著称，但有时候就是这么绕，但是一切都源于人赋予它的涵义，人心简单，语言也自然简单，人心复杂，语言也自然复杂。我妈清楚了厂长的意思后，却没有什么能够意思，想来想去也只有新来的枣红马拿得出去，再说杵在家里又碍眼又费粮食。
依我看我舅舅是个没脑子的人，怎能叫他干啥就干啥，大学里学的是医学，毕业后却当了兽医，没干两年又投身艺术，只有猪才这样。我对他的意见并没能影响他什么决定，我舅舅进了纺织城艺术社区，当起了职业艺术家。我舅舅这个艺术家是用一匹马换来的，虽然我舅舅丝毫不懂艺术，但也可以说他现在像个艺术家，而他再后来是什么，谁也说不出。坦白说，我舅舅是个逆来顺受的人，以他的活法，在潮水来临的时候，没有谁是能够自己选择命运的。
我舅舅没了枣红马，还有一辆翻斗摩托车陪他，他还会带着我在纺织城兜风，有一回还穿过高粱地去了北郊看那一片空旷的农场。那一天风很大，阳光摇曳不定，我舅舅发誓要在艺术社区干出一片天地，我虽然觉得他没什么脑子，但还是很努力的一个人，那天回去以后他就搬到艺术社区去住了，可我还是不怎么喜欢他，一个人怎能把既定的命运当做是理想呢。我舅舅果然是个努力的人，没过两年就当上了科长，再过了一年不仅当上了主任，连看大门的也是我舅舅了，这是因为其他人都走掉了，不仅艺术社区的人走掉了，四厂的人也走了，整个纺织城的人都走了。四厂厂长对聚在厂里讨说法的职工讲，你们下岗了，现在厂里每月给发一百六十块钱，以后还能来上班，或者干脆就买断工龄吧，一年五百块钱。老人都说，纺织城没希望了，年轻人能走就走吧。
我舅舅去了北京开会，三个月后回来，我去纺织城派出所接的他，那地方很早前是个驿站，门口有一排拴马桩，后来上头觉得用来栓犯人也不错，这个地方就改成了派出所。我舅舅蹲在派出所前，双手撑地，像是一只垂头丧气的青蛙，那一天我推着自行车，后头坐着我舅舅，他说，贤甥，你可来了，真是想煞我也。
我舅舅从北京回来，就忘记了他曾经所经历过的一切事情，确切地说，是忘记了一切名词性词汇，医生说这个叫选择性官能失忆症。我妈让我陪着我舅舅在纺织城的犄角旮旯里散散心，她觉得这样能帮助我舅舅想起来一些事。我们走过四厂的赤松林，我舅舅说，我以前也见过很大一片这样的红色，好像还能进入那片红色，但是后来再也没有了。它们有这么高，我舅舅手伸过头顶做了一个示意。
我说，你是在说高粱地？
对对对，高粱地，还有一个那个跟着，我舅舅垂下双臂，一脚弹地。
你说的是那匹马？
嗯嗯，一匹红色的马，后来变成了灰色。送给那个了，我舅舅背着双臂来回走，突然停住咳嗽一下。
厂长，送给四厂厂长了。
对，真他妈不是东西。
我说，你的工作还是那匹马换来的呢。
我舅舅说，胡说，我去农场前还没有那匹马呢！
你看看，我舅舅已经颠三倒四成这样子了，我看他迟早要像那匹马一样英明一世，糊涂一时——或者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纺织城人走了好多，但也有不少外地人来。先是广东人来，带来了羊毛衫和尼龙袜，沿街开起了店面，价格便宜很多。后来温州人也来了，开起了发廊和洗脚店。厂长跟职工们说现在改革开放了，你们也可以下岗再就业了，下岗这个词汇第一次进入纺织城人的视野里，对于很多老人来讲，这个词是在是过于残忍，像我舅舅一样的老三届有很多，刚生下来就挨饿，刚上学就停课，刚毕业就下乡，刚工作就下岗。城市在一夜之间随着一声叹息就老去了，过往的记忆被掩埋起来，就像那些所经历的苦难被深深锁在细细的皱纹里。
我上学的路上要经过一片臭水沟，那里以前是个花园的池塘，有几个老头坐在边上钓鱼，通常钓上一整天也不会有什么收获，除了几只廉价的乳罩和裤衩子。我还要经过一辆大卡车，广东人站在上面扯着嗓子叫卖羊毛衫，并且用力的撕扯那件羊毛衫以证明它的质量。这些事都发生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并且在我脑里已经存活了快二十年，就像是一片岩土层中埋藏的化石，我看还要长久的保存下去。另外我觉得那位广东人说话很有意思，各位户老乡亲，九过绿过，不要确过。
众所周知，在三十年前公共厕所是形成舆论的主要场所。那个时候的公共厕所还是收费的，里面有一排整齐的坑位，铺着马赛克的小瓷片或者干净的水磨石，屎客们都裸着下身高谈阔论，就像现在的土耳其浴室。公共厕所里充斥着艺术家、作家、同性恋和危险分子，在每一个朝代这些人都是不讨人喜欢的，据我所知，魏晋时这帮人隐居在竹林，唐朝时这帮人去了青城山，明朝时这帮人逃到了海上，这些人在哪里都是不受欢迎的，连公共厕所都被他们搞的又脏又臭。
我舅舅从美国回来后就成天往公共厕所跑，但他既不是艺术家也不是作家，更不是同性恋和危险分子，唯一的解释就是他要获得舆论的导向作用，但获得这种导向作用必须冒着脱肛的危险。我舅舅从公共厕所出来，他的身上有一种说不清的味道，像是混合了氨水和木棉花的香味，那个厕所前面有一排木棉树，故而在厕所里也落满了木棉花。按理说像我舅舅这种无业青年是没有人会喜欢的，可是偏偏有人爱他爱得死去活来，小神经就是其中一个。
我舅舅身高一米八三，走起路来两条大长腿迈开就像电影慢镜头，小神经小心翼翼地跟在我舅舅后面，等到我舅舅把她甩开几米开外后她就跑上来牵住他的手，但是她仍要走三步再跑两步才跟得上，这样子好像我舅舅拎着一个前后晃荡的暖水瓶。我舅舅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一个喜欢他的女孩子，但是他从来不拒绝为这些女孩子做任何事，这听起来似乎是个悖论，但我舅舅是这么解释这个悖论的，我不爱这些女孩子，但我不能阻止她们爱我。这种暧昧不清却又冷漠十足的态度使得那些女孩子陷入一种疯狂，简直要非他不嫁，就像现在很多女教徒对印度教灵修大师玛哈士的精神依赖一样。小神经是纺织城二厂的一名纱女，这种称呼是纺织城人对于这些外来的年轻女工的一种轻蔑的称呼。按我妈妈的推测，小神经无疑是想借着和我舅舅结婚以换得落户城市的好处。但是我舅舅不在乎这些，他说他不爱小神经，也不会和她结婚。
但是对于小神经来说，我舅舅身上有好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谜团，而她作为我舅舅的朋友是有义务来揭开这些谜团的。小神经深陷这些谜团之中不能自拔的时候，她就开始跟踪我舅舅。从纺织城到白鹿原路上有一段斜坡，那里有很大一个水塘，以前可以钓鱼钓虾，现在只有一些下岗的老头花上一整天，但是顶多也只能钓上来一些裤衩子和女人的乳罩。我舅舅沿着这条路走进一片漆黑的矮墙中，谁也搞不清他要去干什么，月亮照着他的背影，远处的山谷里传来一声长叫，像是鸟儿被月光惊醒一般。我舅舅在路口停下来，他穿着一件棉夹克，脚上是大头靴子，双手插进裤兜里，过了几分钟他抬头望了望明亮的月光然后拐进一条窄巷子，不用说那里面有个公共厕所。如前所述，公共厕所里充斥着艺术家、作家、同性恋和危险分子，我舅舅的到来大受这些人的欢迎，他们称他为西洋教授，很多人提上裤子围到我舅舅身边，有人问他要惠特曼的油印诗集，有人问他要几张打口碟，也有的人问他要大麻烟叶。这个时候公共厕所里一阵骚动，就像走村串巷的货郎遇上一群期盼已久的孩童。后来公共厕所里进来一个瘦瘦的人，人群马上就安静下来，我舅舅也蹲在坑位里不做声，厕所里只有一阵明灭的烟头彼此起伏，这种气氛叫人紧张不得不安分。那个瘦子进来后不去理会任何人，却像是在找什么东西，在厕所里挨着坑位察看，等到看到我舅舅时这人就被我舅舅拍了一下脑袋然后给拎出去了。这个人就是小神经，她在黑夜里裹了束胸布混入男厕所打探我舅舅的行踪。回去的路上我舅舅一声不吭走在前面，两条大长腿迈开快步如飞，小神经跟在后面也默不作声，到了四厂门口，我舅舅说：你回去吧，以后不要再来了。对于小神经来说我舅舅仍然是个迷，而她混入男厕所被发现竟然没有得到训斥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小神经说她就是这样不可思议的爱上他的。
小神经在夜色里回去的时候越想越不对劲，我舅舅要不是个同性恋要不就是个阳痿患者，而他要是个阳痿就应该去医院或者在小诊所里打一针，既然他没有去医院或者小诊所而是去了男厕所，那就一定是个同性恋。想到这里小神经简直兴奋的叫起来，然后跑到派出所去把这件事告诉了警察同志。
在上个世纪末警察的职责比现在要宽泛的多，大到组织战争小到每家每户的柴米油盐行房记录都在他们的管辖范围，所以性取向不正常这样的大事当时是属于恶性案件应当尽快整治。小神经带着民警同志在厕所后面的矮墙边蹲点守候，那里的氨水气味熏得人睁不开眼睛。等到夕阳西下夜色降临的时候，厕所里悉悉索索传来一阵阵人头攒动的声音。民警同志屏住呼吸心中激动到了极点，呼吸放缓脚步轻挪面露喜色，鼻涕泡到了嘴边都舍不得吸回去。等到我舅舅来的时候据小神经说这位民警同志已经双眼聚光口鼻流涎像是一尊奇形怪状的雕塑，小神经因此昏昏欲睡，等到他大喝一声从矮墙上一跃而过的时候，小神经才警醒过来。民警要厕所里面的人站成一排检查鞋底，据他的办案经验，把脚从前方别过来的就属正常，把脚从后面别过去的就是同性恋，而我舅舅则把他的毛窝子脱下拿在手上，这使得他很难判断我舅舅是否正常，另外那只毛窝子巨臭无比民警同志几乎昏死过去。最后民警怏怏不乐的离开，这次出警简直是他职业生涯里最大的败笔。再来说说小神经，那天我舅舅带了一些托洛斯基的手抄书――那些年轻人对我舅舅带来的书都奉为经典，不少像是《在路上》还有《带星星的火车票》他们都争相传阅，这么一折腾小神经就像一个蔫了吧唧的皮球一言不发，我舅舅拎着她走出男厕所，在夜色里木棉花像雨点一样落下，我舅舅和小神经就踩着木棉花瓣消失在夜色里。对于小神经来说，她一点都不关心托洛斯基是什么人物，她也从来不看《在路上》或是《带星星的火车票》，她只关心我舅舅本身，在她眼里我舅舅就是个大谜团，而为了解开这个谜团她不择手段。
在我看来小神经是个很不错的女孩子，小巧的胸部和圆翘紧实的屁股，几近透明的白衬衫下隐约露出微香的肌肤，除了有点神经质外什么都好，像我舅舅这种无业青年能有人青睐简直应该对人家感激涕零，但是他毫不为之所动，真是活该。
我舅舅死的时候是正月十五那一天，据领导说是被街上爆米花的巨响给吓死的，据我所知我舅舅没那么胆小，但是既然上面需要他这么去死，也可以说是死于舆论导向无可厚非。另外我舅舅心脏健康全无陡然停止工作的可能，除了血压稍微有点高之外他真算得上是少女杀手，在美国时他就常展现三角肌让洋妞惊呼“stud”。所以我舅舅的死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类似“听潮而圆，见信而寂”的最终实现，只是鲁智深听到的是杭州六合塔外浩浩荡荡的钱塘潮，而我舅舅听到的则是街上爆米花的一声巨响。但就这个死法来说还是有些窝囊，他至少应该大笑而终以证明死不逢时也不应景，所以领导上仍认为我舅舅是被吓死的。
我一向觉得纺织城的冬天才叫冬天，机器停运街面冻结，颇有万径人踪灭的写意味道。在冻结的街面上，残留着饭渣子、炮仗屑、甘蔗皮还有隔夜尿，与此同时天空也是这样一幅景象，在上面冻结了光秃秃的树杈和奇形怪状大片大片的云，在这个冻结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安分守己做着自己应该做的工作，除了几个无所事事的人。我舅舅双手插兜走在街上，就像一截移动的电线杆子，他走到四厂的门口遇上爆米花正出锅，我舅舅虽然见多识广但并没有见过老式的爆米花锅子，所以他在突如其来的巨响面前一下怔住，与此同时他脑中思考问题高速运转一下子戛然停止。我舅舅是死于脑梗塞的，死时脸上冻结着如梦初醒的表情。我猜想他的脑子也像那锅爆米花一样被炸得稀烂，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不肯吃爆米花，一吃就恶心。
这些事儿发生的时候我正在陕北，等我再回到纺织城时那个公共厕所已经被夷为平地，木棉树也不知去向，总之很多踪迹已经找不到了。现在小神经还单身一个人，这个女人从一开始就非我舅舅不嫁，现在还常来我家给我妈刷碗包饺子，并且称呼我妈大姐。小神经是个爱起人来不要命的主，她爱上我舅舅也是一件毫无逻辑的事。人们对毫无逻辑的事通常不能抗拒。有一年冬天我舅舅住在纺织城艺术社区的一间平房里，那间平房因为年久失修而漏风漏雨，我舅舅用塑料布小心地把漏洞补好，除此之外他还用电影海报把墙上宽窄不一的裂缝给糊上，这样看上去那间屋子就像是一件打满补丁的衣服。在社区的院子里散落着废旧的棉包，因为时间久远呈现出黑色，我小时候常常跟别的孩子溜进四厂的仓库里偷棉包换糖吃，等到大一点的时候棉包散落一地也没人偷了，因为太多偷不过来了，再说偷了也没地方卖。角落里还堆满了纱布，在灰尘里已经看不出纱布本来的样子了，四厂发不出工资的时候就改发纱布，我家里厕所就堆满了这种劣质纱布，擦屁股都嫌咯。我舅舅在平房里躺着享受着风吹雪飘的天籁之音的时候，他正患上严重的疟疾，所以那里也去不了只能躺着。小神经来的那天夜里下了好大的雪，大雪在顷刻之间就把她来时的脚印掩埋的看不出一点痕迹，她看到我舅舅一副病怏怏的情形好似恶鬼吹灯马上就动了容，哭哭啼啼喊到，刘长海啊刘长海你可千万别死啊，你现在死了我连活寡都没得守啊。那晚上小神经还哭闹着要和我舅舅成亲，我舅舅紧拦慢拦没拦住。可是我舅舅没出一礼拜就恢复的活蹦乱跳，两条大长腿迈开快步如飞，小神经气得直骂，刘长海啊刘长海你这算是个什么玩意儿。
小神经是这么解释这些事的，当你认为你所经历的都是自己宿命的时候，所有的痛苦和快乐都无所谓了，你只要沿着宿命之路走下去，别的都不重要了。小神经把这些自己不能改变的事情归结为自己的宿命，这种宿命诱惑着她，鼓励着她继续走下去，全然不顾别的可能性。
我从小就不喜欢我舅舅，他死的时候我也没掉几滴眼泪。我舅舅是个面儿吧唧的人，谁见了都想欺负两下，而我从来天不怕地不怕，横起来简直六亲不认。可是我仍然不希望他死去，不是因为他是我舅舅，而是觉得在平淡流年里，很多人都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自我价值转而迎合一种普世价值，我舅舅为了活的明白而失去了生命，实为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