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作者：王玉才
我的大学竟与现在的幼儿园有一个相似之处：都分大中小班。这是我在怀念韩勋的时候，突然发现的。
不同的是，大学是按人数多少横着划分的，幼儿园是按年级高低竖着划分的。我大学的大班有166人，一个系科一起上课，在阶梯教室；中班82人，两个小班一起上，在大教室；小班42人，在小教室。
所以，后来，我们认同学便有些概念不一。有人以小班认，叫嫡亲同班同学；有人以中班认，叫叔伯同班同学；有人以大班认，叫姨表同班同学；有社会活动家，认了同年级十三个系科的几百名同学，便只能叫同宗同学了；再扩大些，认了校友，豪情张时，一样掏心掏肺，推杯换盏，便是师出同门了。
韩勋不是社会活动家。他不怎么与人交往，一年到头屏声静气，生活在自己的天地中，独来独往。毕业后，进入茫茫人海，嫡亲同班同学都走丢了，同学聚会，二十年、三十年，他都没来，四十年再约时，传来的是他永生的信息。他去了哪里，经历过什么事？不知道。
他和我是嫡亲同班同学，但我认识他却在阶梯教室。
那次上的什么大课，想不起来了。同学都已坐好，老师已经坐上讲台。他急匆匆地赶来，站在我旁边向前张望。他的裤子擦着我的手臂，是军绿色的。我对军绿色有着特殊的情感。很久以前就羡慕别人的军用帆布挎包。女生从里面摸出书或笔来，不经意带出小镜子，老师看见也不批评，或许因为那是军用包。我看见军用品就钦佩。
我朝里边让一个位置，示意军裤坐下。
他看看，没有坐，眯着眼睛继续向前望。老师开讲了，他才将卷在手中的本子放到桌面上，不情不愿地坐下来。军裤藏进桌肚里，本子上露出两个不工整的字：韩勋。
一会儿，我知道了，他是近视眼，没戴眼镜，想找前面的位置，坐后面看不清黑板。老师有板书，他便看我的笔记本。我字不好，他不认识，便问我。我们便认识了。
他精瘦，如果也在上嘴唇蓄两撇胡子，左边一撇，右边一撇，便有些像书上印的鲁迅，颧骨和眉眼尤其像。
他经常穿着军绿色的裤子。有没有穿过军褂，一点印象都没了。
他和我不在一个寝室，也不是一活动小组，所以接触也不多。他是宿舍、食堂、教室三点一线，我是教室、食堂、宿舍三线一圈。
但因为有了阶梯教室的相遇，他成为我同寝室同小组之外最早认识的人之一。我们见面会点个头，遇话会答个腔。
不久，遇到了一个话题，我们俩的观点竟出奇地一致。
那是个星期一的早晨，教室里热传一个消息，说昨天我们同学当中有人出去玩，将幼儿园的跳马玩坏，人跑了，被人家追到学校，要赔偿，学校要处分。我们不知是哪个小班的。大部分同学都认为，损坏东西该赔。大部分同学都认为，大学生玩幼儿的东面不该。我不认为，他也不认为，于是我们交头接耳地讨论了一上午。我们的结论是：如果这个跳马没人看管，那么谁都可以玩，大学生也可以，玩坏了，说明质量不行，应该感到庆幸，幸亏没伤到人，要是伤了人，特别是伤到小孩，那问题可就严重了；如果这个跳马有人看管，我们同学只要不是撬锁破门进去的，那是看管人失职。不管怎么说，跳马坏了，不该找我们同学，应该找看管的，应该找质量问题，应该感谢我们同学发现了他们的隐患。
今天看，我们的观点虽然不无道理，但显然涉嫌诡辩，且都是建立在“如果”基础上的。但当时，我们很兴奋，自觉寻到了真理，哪管他是否能解决问题。
后来那事怎么处理的，不知道了，但我们俩走近了一些。见面由点头致意发展为相视一笑。
我喜欢与韩勋这样的人接触，清静，轻松。他们爱冷思考，常有洞见，以一技傍身，泰然处世。
我希望与他多交流，但他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难得遇上他。
一天晚上，我在中大楼转了一圈，没找到一个角落能放下书包，便准备去电教楼看看。电教楼在山下，紧挨西围墙，我第一次去。那里是新建的楼，也是建的新式楼，与随园整体雕梁画栋的风格不一致，大概这也是它躲在校园边上的原因之一吧？那是理科生的地盘，或许因为理科要赶上时代脚步，不宜住古式楼。
转到电教楼门口，我遇到了韩勋。他正提着一架照像机过来，当时量词叫“架”不叫“台”，名称用“像”不用“相”。他眯起眼辨认着我，绿军裤不停往前移动。看清是我，他嘴角裂开，停下脚步。
“你怎到这里？”
“忘了占位置，那里没地方了。”我指着中大楼说：“听说这里有位置，来看看。”
他见我目光盯着相机，便举起来，向我展示。那是一架海鸥120的相机，双镜头，棕色皮套子。
“我在这里，你来看看？”他问。说着，往前走。我跟上，绕到电教楼后面，在楼与围墙的夹巷里，他站住，掏出钥匙，插进小门。门开一条缝，里面黑洞洞的，叫我侧身挤进去，他也挤进来，并随手关紧门。幸亏当时没看过恐怖电影，要不，根本不敢进。
只听“哒”的一声，眼前出现了一丝红光。一只涂了红色的灯泡悬在半空。细看，空间很小，屋顶很矮，沿西墙放着桌子，桌子上一排方盘子，盘子里有水，水里有黑的片片。盘子上方从南到北拉着一条绳，绳子上吊着夹子，有的夹子上挂着片片。
我第一次见这些东西，很好奇。
“这是我们的暗室，冲洗照片的。”他说。他边从照相机中取胶卷，边给我介绍他的宝贝。他介绍了冲洗照片的全过程。
随着眼睛逐步适应环境，我在显影液中看见几位漂亮的女同学，在挂着的照片中也发现了那几位漂亮的女同学，在边上一堆等待剪裁的照片中又发现了那几位漂亮的女同学。她们夹在风景照中，呈现各种表情，露出甜美的笑。我忽然觉得“暗室亏心”应有新解，不免心中一乐。
他专注他的解说，可能没发现我的小心思，也可能发现了未理会。
我后来有点照相情结完全是打他这儿来的。
他后来又给了我一本大概叫《照像入门》的书，我从头至尾看了一遍，重点部分又反复看。在怀念他的时候，我到处翻找这本书，没找着，想不起来，是还给他了，还是遗失了。
后来他还约我拍过一回照片。他亲自示范，手把手教我。我学着他将带子挂在脖子上，两手抱着相机，低头看着取景器，来回晃，对准了，“咔嚓”一声。
之后，我便总想有一架自己的照相机。但直到卡片机满大街，我才如愿。然而，我很快便发现，买相机容易，玩相机难。买相机只要钱，玩相机不仅要钱——胶卷和冲印，还要命——时间和精力。于是，渐渐冻结了这份情结。
怀念韩勋的时候，我已退休赋闲，重又想起那些焦距、光圈、取景、构图的概念来。只是斯人去，容颜在又如何呢？
我忽然想，人的一生到底能留住什么？有的人拍了许多照片，张张都想永流传，但是人一走，全部进了垃圾站；有的人轰轰烈烈，干了许多大事，说了许多大话，但一朝离岗，气还喘，人已寂；有的人，默默无闻，却因曾走过别人的心，而被记着。
韩勋，你曾走过我的心，你知道吗？你的绿军裤，海鸥相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