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老冶城,那个新同事!

四十年前,老冶城,那个新同事!

文/甘树林

      昨晚,手机在暗处赫然亮起。屏幕的光映出一条微信链接,标题是格式规范的审查通报,黑体字方正严整。发链接的是位老同事,附言很短:“齐的事,看到了么?”顿时,一个沉寂多年的名字,从时光的深潭里浮了上来。我指尖悬在屏上,半晌,只回了一个“嗯”。窗外的城市早已睡去,我却忽然被拽回四十年前,那个尘土与蛙声齐飞的偏僻乡村,冶城。

      他是那年秋天来的。据说是省里直派进入“讲师团”来基层支教的,清华大学毕业。在我们这群多半本土出身、脚上还沾着泥巴的教师眼里,他确实“新”得扎眼。白衬衫的领子总是硬挺,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说起普通话,尾音里还藏着一缕褪不去的京腔。可这位“新同事”,却毫无隔阂地,一头扎进了我们这所乡野之地、以农字为主的职业学校的“旧”日子里。

      他教水利水电。粉笔灰飞扬的课堂上,他能把枯燥的专业课讲得连最打瞌睡的学生也瞪圆眼睛。粉笔头在黑板上点点画画,卷起袖子画剖面图,手臂线条利落,粉笔与黑板摩擦的窸窣声里,人们仿佛看见水利工程在他手下崛起。课后,他抱起足球就冲向那块坑洼的泥地操场。夕阳把奔跑的身影拉得很长,盘带、过人、劲射,汗水将运动衫洇透,贴在背上,哪还有半点清华才子的矜持,分明是个少年。那时候,我们私下叫他“齐帅”,一半赞球技,一半,也赞他那副直到多年以后的中年仍不失清朗的相貌。

      年底联欢会,缺个压轴节目。不知谁起哄,齐帅,来一个!他竟不推辞,蹬掉沾泥的运动鞋,换上从省城带来的铮亮皮鞋,就踏上了吱呀作响的木板舞台。他唱起费翔的《恼人的秋风》,声音不高却浑厚,胸腔像一只共鸣箱,略带忧郁的男中音和着扬起的手势、配上灼灼的目光以及跃动的迪斯科节奏,歌词故事被演绎得淋漓尽致。歌声停止时,满场寂静,而后是掌声雷动。

      课余饭后,他最爱聊天,叫上一群单身汉,坐在教师办公楼门口的石阶上,天南地北地“侃大山”。最妙的,是他总能用一串串带着冰糖渣子味儿的京腔歇后语,把寻常事说得活色生香:调侃生活清苦,他会说是“老太太喝豆汁——好稀(喜)”;批评人说话粗俗,他会说是“老太婆啃尿盆——满嘴臭词儿”;说人急性子,便道“瞧把他急的,简直是‘门框脱坯——大模儿(慕)’!”还有“瘸子追贼——越追越远”,“鼻梁上摆摊——眼界宽”……那时候,在大家眼里,他就是一簇永动的火苗,爱聊,能侃,几乎把北方都市的鲜活气息,一股脑儿泼洒在这南方偏僻乡村的沉闷里。

      那时只要周末无事,我们都常围着他,听他讲京城见闻,讲清华园的大水塔,也听他吹牛,吹踢球如何“单刀赴会”,吹当年怎么“舌战群儒”。只觉得这人身上有股用不完的热,像盛夏正午的日头,灼灼地烤着你,让你也莫名地跟着沸腾。他说话时常笑得眼睛眯起来,露出一口白牙,那颗因踢球断裂后而镶的假牙,在说笑间被他用舌头灵巧地撸上撸下。话语里的市井气与机智,像一层温润的釉彩,把他身上那点人们认为可能存在的“居高临下”包裹得亲切而温热。

      我们共事仅一年。一年后,他如期调回省城。此后宦海浮沉,消息断续传来,科级、处级、副厅、正厅……像一串不断攀升的陌生刻度,将那个球场上奔驰、舞台上歌唱、石阶上说笑的身影,越推越远。冶城职校后来迁至县城,老冶城的那栋楼、那块操场、那段岁月,早已湮没于荒草荆棘。“老冶城”成了一个只存于我们这茬人记忆里的地名。而“齐处”“齐董”的称谓,也彻底覆盖了当年的“齐帅”。

      老同事们相逢偶尔提起他,总会啧啧两声:“瞧瞧,人家那才叫‘螺蛳壳里做道场——有真本事’。”言语间,有羡慕,也有一种与有荣焉的淡薄骄傲——毕竟,我们曾和那样一个“人物”,在同一级台阶上聊过天,同一块泥地里踢过球。

      直到昨晚,那个链接。

      标题里是他完整的、官式的姓名与头衔。通报的措辞,是我在公文里见过许多次的严谨与冷峻。我试图将那些字句,与记忆里他的面孔重叠。可惜,那张讲课时神采飞扬的脸,那颗大笑时被他用舌头撸上撸下的假牙,那双说起歇后语时狡猾闪烁的眼睛……终于还是和现实对不上了。它们被四十年的时光,更被截然不同的命运轨迹,撕成了两幅无法拼合的吐画。

      我忽然想起他说过的一句歇后语,当时只觉俏皮,此刻回味,竟品出无边凉意。他说:“这人要是走得太高太快,可得当心,‘放风筝的抻线——就怕回头找不见根’。”

      四十年轰隆隆驶过。那个在乡村黄昏里用京片子侃大山的青年,和通报里那个沉默的名字,究竟哪一个更真实?或许都是。是时代塑造了他,也是时代检验着他。只是老冶城那一年,像一帧被定格的老胶片,永远记录着他最本真、最飞扬的模样——那时,风是热的,梦是亮的,脚下的泥土,是坚实的。

      我关掉链接,闭眼。黑暗里浮现的,仍是老冶城九月的燥热,那时午后的知了声嘶力竭,他踢完球,用凉水冲头,水珠顺着脖颈流进领口。他甩甩头,冲我咧咧嘴:“怎么着,哥们儿,晚上喝点?我请客,咱可是‘胡同里赶猪——直来直去’,不醉不归啊!”

      那嗓音鲜活,带着笑,带着汗味,带着那个遥远世界里特有的、毫无机心的阳光。

      此刻,我试图将“接受审查”几个字,与记忆中那个在冬日呵着白气、用俏皮话驱散寒意的青年联系起来。却竟未如愿。时光是一条多么湍急而诡谲的河流啊!它曾托举着他,从清华园到省直机关,到冶城的阡陌之间,再到后来一步一步越来越高的位置,看越来越辽阔的灯火。我们这些岸上的旧识,只望见航船渐远,风帆正劲,以为那灯火便是全部的彼岸。

      却忘了,河流深处,总有看不见的暗礁。那暗礁,或许是洪流中变质的理想,或许是风景里迷失的坐标,又或许是某些连他自己都未察觉的、早在四十年前某个悠闲午后,就已悄然埋下的草蛇灰线。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他当年在冶城,对那些渴望走出乡村困窘的学生们说过的话?是否还记得,那个在球场上追逐皮球、毫无顾忌的自己?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四十年的距离,足以让一个人面目全非,也足以让一段清澈的回忆,染上难以言说的复杂况味。那个链接所揭示的,不仅仅是一个正厅级干部的审查,更像是对一段完整青春、一种可能性的沉重叩问。灯火辉煌处,暗礁悄然浮现;而当年石级座上和泥土操场的风声、笑声、那些俏皮的歇后语,此刻听来,竟像一首遥远而悲伤的序曲。

      时间不语,却给出了最严厉的审校。我所怀念的,或许从来不是那个官至正厅的他,而是四十年前的那个新同事,那个在老冶城——一个江南偏僻乡村职校的星空下,依然相信脚下那片泥土能生长出改变现状之果的热血青年。那个青年,似乎永远留在了冶城,留在了那个尚未起航的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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