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写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美建交，学术界也逐渐恢复了交流，经过三十年的敌视和隔阂，中美之间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相互知之甚少，彼时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访问了美国5所著名高校，交流中，两国学者形成共识，急需编写一本从普通民众角度观察和了解美国社会文化的读物，让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年读者全方位了解美国的社会文化、历史地理、经济科技、民族宗教等方面，时值在国家新闻出版署工作的学者王作民（Wang Tsomin）女士接受了这一任务。
书的作者王作民，40年代在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48年毕业回国，是建国前第一批奔赴解放区工作的留学生之一，建国后一直从事新闻编译出版工作。接到任务后，经过短暂准备，她于1982年5月赴美，开始了为期一年、横贯美国东西诸多城市和乡村的旅美生活，旅行中将所见所闻，辑录成书，八十年代中期出版中文版，88年由其丈夫段连城先生翻译编辑的英文版出版，前中国驻美大使Zhang Wenjin作序。我购买的就是这一版，全书35万字，总印数只有4000本，之后没有再版，估计通读的人不多。
读罢此书，现在仍然觉得这本书可读性非常强，特别是对比着四十年前光怪陆离的美国和今天蒸蒸日上的中国来读，更有了不一样的思索，仿佛不仅仅的旁观美国社会的万花筒，还可以穿越时空，对比感受四十年后的中国城乡。有了这样的比较素材，就不再作壁上观，而是深入其境，就有了思索，既感慨四十年前美国经济社会生活的优越发达，也感叹四十年后中国国计民生的迅猛发展，也理解了当今中美关系中，美国由当时居高临下的和蔼可亲，到今天面临中国挑战时的剑拔弩张，同时也思索了当今中国应该秉持怎样的应变理性。
书中作者旅居美国一年，纵横东西海岸、深入中部，访问城市乡村，记录了一些作者当时新奇、在不能理解的、但今天又司空见惯的见闻趣事，也记录了一些比较严肃的社会问题，比如养老、失业、单亲家庭、贫富差距、教育的公平等社会问题，也富有远见的分析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大趋势，比如芯片革命、家庭办公，汽车工业的衰退、第三产业发展等问题，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本文先从作者的见闻趣事开始介绍。
作者初到美国，暂住波士顿的友人Robinson家中，见到厨房中放置用于切不同食材的大大小小的组合刀具，各式各样厨房电器、用具，很是惊奇，就用牛顿给家中大猫和小猫各开了一个过门洞的典故讥笑主人多此一举，说中国人做一顿饭一锅一炉一勺足矣。当时中美间普通人居家生活的差距，可见一斑。今天几乎中国每个城市家庭的厨房是不是也是如此琳琅满目。一次作者访问一所学校，看到美国学生午餐后将一次性塑料刀叉统统扔进垃圾桶，感到这样好的餐具丢掉甚为可惜；在纽约繁华的第五大街，作者看到人们衣着鲜亮甚至怪异，一个中年人顶着类似多色拼成类似降落伞一样的帽子、一个年轻人的上衣胸前直接印着“I Love Her”，所有这些在作者看来奇异的街景，其他路人并没有关注，习以为常。因而作者谐趣感叹：是不是顶着家中双耳锅上街也不会引人注目！这种感叹是可以理解的。八十年代笔者正在上中学，我清楚地记得中学生守则上，就有一条”不穿奇装异服“，今天看来是不是可以称为”时尚“一类；另外穿着印有I Love Her的衣服招摇过市，当街表白更是”大逆不道“、”精神污染“。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爱情“两字似乎刚刚借助译制片重回大众视野，穿着印有”I Love Her“的衣服招摇过市简直就是冒天下之不韪了。
八十年代中国人仅仅知道美国是一个车轮上的国家，并没有切身感受。一天，作者在美国南部城市迈阿密晚归，交通高峰期，高速公路上往来车辆排着长长的车队，上行车辆的红色的尾灯和下行车辆黄色的头灯在夜幕下形成两条蜿蜒到远方的长龙，作者兴奋的描述，仿佛看到了两条正在舞动的中国”龙灯“，巍巍壮观，今天中国的高速公路节假日可能有过之无不及！类似的生活见闻书中还有很多，比如候车厅椅子上的电视、投币厕所、电话，光怪陆离的广告、发达的交通系统等等。
当时一个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在美国的生活见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八十年代初中美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好像同一个时空隔着两个世界。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1982年中国的GDP只有2846亿美元，美国为33438亿美元，中国只有美国的8.5%，从数据上也佐证了这种巨大的差距。今天，中国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2022年中国的GDP达到199115亿美元，美国为253468亿美元，中国追到美国的78%，差距极大程度在缩小，2011年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现在可以理解了，中国和美国经济体量的比肩，带来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
随着中国的逐步崛起，在国际社会中引发美国等西方世界顾虑担忧。一般讲，小弟不成势时，大哥会居高临下的给与提携辅佐，当小弟威胁到大哥的地位时，大哥当然会出手防范打压，这是市井百态，也是国家间的博弈常态。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我国千方百计打压、分化、脱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比如明代初期，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后，将蒙元残存势力赶到漠北草原，为了防范蒙元的卷土重来，在明代相当一个时期内，打压分化蒙古各个部落是长期国策，目的就是不让任何一个部落能够做大而威胁中原王朝。这个例子就足以使我们理解我们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态势，如何突围须依靠大国智慧。
然而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当下中国人更自信了，在高涨的民族自豪感中，一种非理性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也在滋生，夜郎自大，唯我独尊，漠视了潜在危机，这种短视反智的社会情绪泛滥，自然会外溢到国际交往，引起国际社会的警觉和反感，也一定会威胁国家理性的处理前进过程中的各种暗流险滩。八十年代的美国也是一样，在靓丽的外表下，依然有种种社会危机。《美国万花筒》一书中作者也做了详实的考察记叙，对我们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书中介绍了八十年代初美国在繁荣表象下种种社会问题，比如作者在旅行中读到一本由华盛顿著名智库之一的布鲁金斯研究所（The Brookings Institute）写著的研究报告（Urban Decline
and the Futuer of American Cities），报告指出以波士顿为代表的城市正在衰退，面临诸如失业、教育、健康以及高犯罪率、高政府负债等问题。当时美国失业率相当高，作者在旅美期间看到一则新闻报道，1982年4月失业率达到9.5%，仅次于20年代“大萧条”后的1941年。现在回头看，这种情况是不是正发生在今天的中国，这也许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转型期的必然过程。
八十年初，生产领域随着新兴工业体国家的崛起，伴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国际分工越来越细分，以汽车工业为例，二战后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直以来汽车工业是美国独树一帜的支柱产业，随着日、韩等新型经济体的快速发展，汽车工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汽油价格飙升，居民的用车成本上升，使得油耗低质优价廉的日韩系汽车更受市场的青睐，在此背景下，这时美国汽车在设计理念和成本上逐渐丧失优势，为扭住不利的经营局面，几大汽车巨头纷纷将部分零部件和生产线转移到墨西哥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组织跨国生产，以求增加竞争力，这样汽车工业对外投资大于对内投资，逐步其它行业出现类似情况。据统计，1950年到1980年美国对外投资增长了16倍，国内资本对内投资和外资投资逐年减少，1976年美国吸纳外资仅占全年投资的29%。对内投资的减少，自然造成各个产业链吸纳本国劳动力减少。
另一方面产业转型带来人才结构的失衡。1980年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出版了日后引起巨大轰动的《第三次浪潮》，指出信息革命将是人类发展史上继工业革命后有一次重大的变革；1982年奈斯比特出版了《大趋势》，论述了传统产业，如钢铁、汽车、建筑、纺织等，必将被电子、信息、机器人、生物技术、空间和海洋产业超越。今天，由信息技术的革命引发的互联网、物联网、网上金融、手机巨大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现在我们可能认为理所应当，没有特别感受，但在四十多年前的学者就具有如此真知灼见，我们不得不佩服其服远见卓识，“春江水暖鸭先知”，也许只有处于社会经济发展前列的美国具有产生这种产生先见之明的土壤。传统产业的转型迭代意味着与之配套的知识和技能的提升和转变，也就意味着现有劳动力的技能必须转型。比如作者在波士顿访问期间，借住教授朋友家中，认识了教授的私人秘书Bob，Bob最初到教授家工作竟然是作为教授雇佣打扫卫生的小时工，教授慢慢了解到他是具有硕士学位的大学毕业生，在原秘书辞职后，Bob则有了兼顾家政服务和秘书的双重职业身份。一个社会在转型期会出现劳动力结构性失衡，必然需要重新配置，过程中劳动者自身要承受技能的转型和心态的转变，这是转型期社会生活的阵痛。
四十年过去，经过改革开放，我国毅然决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已然成为首屈一指的制造业大国，应该看到当前中国也面临如同美国八十年代类似的变革，近年来所谓的“人才高消费“就是这种情况的折射。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正像托夫勒和奈斯比们预测的一样，美国依靠高新技术、互联网产业、新兴金融产业的支撑，重新确立了无可撼动的经济地位，现在有谁能说下一次产业革命不是人工智能及其产业链引发？站在下一个变革的风口，中国是否能借鉴并弯道超车？现在我们必须未雨绸缪，这样才能最大程度降低发展转型期的各种社会困扰。如果应对失当，遇到的挑战比四十年前的美国更高。今年以来，特别是疫情结束后，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各项经济指标成下行趋势。在外部，一方面西方世界在政治上抹黑中国，使中国不能像四十年前的美国一样顺利将制造业的优势产能溢出，获取超额利润；另一方面西方在高端技术上围堵中国，防范芯片等核心技术输入中国，将中国制造牢牢压制在相对低端，无法取得超额利润，自然也无法取得资本积累，更广泛投入下一代技术研发，引领下一代技术革命。如此，未来中国也必将全面丧失制造业优势；在内部，由于经济下行，我国面临与美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同样的社会困境，如失业率提升，社会矛盾积累，如果长期不能突破，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可能是我们无法承受的，这是我们现阶段面临的重大课题。
应该看到，我国仍然具有应对困难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如在国家的统筹下全面解决城乡差别和东西部差别就是解决问题的钥匙之一。对比美国，由于历史原因，美国社会城乡差别不大，真正去美国深度游的国人应该体会到这一点；同样美国东西海岸分别濒临大西洋和太平洋，可通达世界各个角落，东西部差别不大。中部广大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夹在落基山脉和阿巴拉契亚山脉之间，风调雨顺，沃野千里。反观中国，也是历史原因和地理因素，东西部和城乡差别巨大，经济发展非常不均衡，但这种不利因素也可能正是我们走出当前经济困境的机遇，如果由国家统筹，制定行之有效的配套政策，推动主导产业西行，合适产业逐步下沉到三四线城市并辐射乡村，形成国内大循环，尽最大可能消化溢出产能，这样可以极大程度调动社会财富的合理流动，财富的流动则会带来人才的流动和人口优化，财富和人才的流动和人口优化则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有助于形成强劲的内需市场。人、财的流动，也会大大提高财政收入水平，反哺经济发展，自力更生，从而相对降低对外依存度。
以上就是读罢《美国万花筒》的所思所想。读完三十年前本应读完的书，三十年后通读，从切身体会、理解社会发展的进程和规律，算是补上了三十年前的逃课，可以恬然自安了。但又细想，如果三十年前读完全书，由于没有切身体会，没有时空比较，大概率会是走马观花式的看热闹，缺失了深入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生苦短，还有多少人和事需要时间去打磨。在此感谢王作民先生和段连城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