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这是我毕业不久的一段经历，有趣也难忘。

1982年初秋之后的四十天里，我随公司的团队去往美国，参加国际制造技术展览会，去那里展示中国的十八台机床。

几十年了，有些零星片段、琐屑小事还是不时浮上心头。

说奇怪也不奇怪，那时候，国家封闭了三十多年，贫穷、落后、百废待兴。对外界的陌生感、和世界强国的各种反差，令一个刚出校门的小城青年印象深刻，几十年的岁月也覆盖不住，总要冲到记忆的表层。

如今，人们早已见多识广，越来越自信，物质之丰腴更加不可同日而语，科技也在不断崭露头角。

从彼时到此时，是一段辉煌的历程。走进人生之秋的我，既然年轻时的记忆总在敲门，不如记录下如今已觉陌生的点滴，如果年轻的朋友有兴趣，也可以一窥湮灭在时光里的往事。

成行

我们一行有各厂家派的技工师傅和公司展览办公室的领导同事。我充任展团的翻译，是展办从我归属的国际工程部借来的。

现在看，二十多人的团组，真不小。那时候外语不普及，到一个陌生环境工作，只有我一个人和外界沟通，居然没觉得紧张，不知道是因为初生牛犊，还是人多势壮。

临行前开了好几个会，其中一个有意思，是半天的“出国人员培训”，主讲的女士口才很好，后来认识了，知道她是一个非常热情朴实的人。

讲完了外事纪律、保密规定（虽然也没啥需要保密的）、不得单独外出等等，她花了不少功夫，“教导”我们吃饭不要吧（在这里北京人念bia）唧嘴；赴宴不要乱伸筷子；出去了，吃的东西多，大家悠着点，撑得天天早上爬起来跑步，这是何必呢？

还有，不要乱动人家东西，有人在德国工厂乱动一个红色把手，把警报弄响了，多不好意思啊，到了（念liao）还要赔偿。国家挣点外汇容易吗，花在这上面，不是对人民犯罪？

我听得有趣，特别是餐桌礼仪，让我想起小时侯外婆的训诫。后来一直想，哪位领导放她在这个岗位，真正是知人善任。

出发前最后一件事是到一楼一个大房间借东西，每人可以借一个衣箱一件外衣。那时候单位的前辈平均月工资大约五十几元，我们刚毕业的大学生，不到40元，这个收入对应的只能是清洁、朴素的家常衣裳。

中国人爱面子，出国就好像家里的孩子出门，国家和公司要给我们换上新衣服，以免被人看不起。在这之前已经发了五百元置装费，这笔“巨款”，别人怎么用的不知道，我是把一个穷学生里里外外都更新了一遍。

像现在这样，日常衣裳扔进箱子就出国，最早也得到十年之后的九十年代。

“借”到的箱子是崭新的。后来才知道，看着漂亮，材质只是硬纸板，说是借，实际上用一次就报废了，轮子几乎掉光，箱体这里瘪一块，那里开个大缝，没有砸出大洞，算是很好了。

衣服非常好、很干净。我在一排一排衣服里，挑了一件砖红色长款风衣，很合身，很高级，成了一路上最拉风的行头。

终于，我们登上了飞机。那是一架波音747，是当时世界上知名明星机型，双通道的宽大机舱一排十个座位，让我想到离开不久的学校礼堂。

我当时以为飞机都是这么宽大气派。后来给老妈写信，告诉她飞机越坐越小，昨天登上的一架只有六个座位，是和老外一起去考察水坝，那已经是三个月以后，出的另一趟差了。

飞了十几个小时，飞机降落在洛杉矶，我们要在这里转机去芝加哥。

洛杉矶的十几个小时

为了这篇文字，我梳理此行，才发现真正记得的，只有几个孤立的，曾引起触动的片段，好像舞台上追光灯照亮的几个圈圈，其他一切都被四十年时光遮蔽在黑暗模糊的背景里了。

譬如洛杉矶国际机场，这个我踏足的第一个外国机场，那天怎么入境怎么离开，第一印象怎样，没有留下一点印象。只记得飞机落地，机舱里那些老外噼里啪啦鼓掌，庆祝安全降落，挺好玩的。然后，一个蒙太奇，已经在下榻的小旅店Days Inn，三十多年后，我在国内看到了它的连锁店。

拖着箱子站在旅店柜台前，是凌晨时分，接待我们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华人，蜡黄，瘦，冷淡，拉着脸。不过，态度虽坏，效率还不错，很快，两人一间，大家领了钥匙，各自安歇。

负责后勤的同事说要打电话确认机票。（那时候持有效机票，还须提前和航空公司确认你将乘坐这一班，否则不保证登机。）

前台老兄懒洋洋地：“出去不远有投币电话。现在太晚，明天出门往左，xxx米，再#&*@#¥%#@......。” 最后换给我们一把钢镚，站起身，下了逐客令。

出门打电话自然是我的任务。去芝加哥的飞机是第二天中午，我很担心误事，天蒙蒙亮，就爬起来，收拾一下，深深吸口气，一个人出了门。

洛杉矶初秋的清晨，印象中很凉爽，天色半明半暗，一片灰灰的色调，四处空无一人。这就是美国啊？我在心里说，似乎没觉得特别，唯一印象就是马路开阔，空旷。

按那人说的，我出门左转，出小街，只见一条宽阔的大道，路牌上赫然写着“Hollywood Boulevard”（好莱坞大道）。

今天的我若看见这个街名，一定会激动一小会儿，会想到位于这条大街和日落大道之间的“星光大道”，会遗憾都到这了，却没有机会去看看。不过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些，也没心思想别的，只急着赶快找到那个什么“投币电话”，把事情办了。

沿“好莱坞大道”走了一段，再转进一条小街，路边果然见一根柱子，上部一个长方体，走近看有话筒，有按键，这就是了。我忐忑不安地读着上面的使用指南，研究这第一次碰面的“陌生朋友”。

那时候中国绝大多数家庭没有电话，在公司若挂长途，也要先叫通电信局，打通一个电话少说一个小时，一整天叫不通一个也是常事。

现在，我必须在异国他乡，用这从未听说过的投币电话来保证这帮人登上中午的飞机，心里紧张可以想见。

我哆哆嗦嗦读完指南上的1234，自觉有谱，按要求塞进钢镚，拨号，嘟——嘟——嘟——，通了！ “Hello！”，那边有人说话了！我兴奋得心都要跳出来，拿出准备好的纸条，照着上面内容，搞定！

街上还是空无一人，我沿来路往回走，心里美滋滋的，觉得自己蛮不简单。

这时，身后“Kua！Kua！Kua！Kua！”，响起重重的脚步声，我回头，见一个金发碧眼的小伙子在晨跑。小伙子帅气长发飘向脑后，跨着大步，见到我，大声说：“Excuse me，where is Hollywood Boulevard？”（请问好莱坞大道在哪里？）

好莱坞大道？我想起刚才看到的路牌，指指横在前方的大街：“Over there！”  小伙子没有停步，已经跑到了我的前方，背对着我扬手，大声地：“Thanks！”，一路跑了下去，留下声音在空旷的大街上回荡。

我看着小伙子远去的背影，觉得好笑。

此后，再没有去过洛杉矶。这个“天使之城”，美国西部最大的城市，好莱坞所在的地方，给我的全部印象就是这么一条空旷的大街和清晨灰灰的色调，外加一点凉爽的感觉。没有霓虹灯，没有电影明星，没有星光大道，除了拉个臭脸的旅店前台和向我问路的阳光小伙儿，再没见到第三个人。

布展

到达芝加哥，真正的工作开始了。我忙着扮演耳朵和嘴巴的角色，努力让各方交流顺畅。接连两三天，跟着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办公室进进出出，接洽进驻、送电，展品到货、卸货一应杂事。

这些事安排好了，工作重心就移到展台。

进入场馆，只见一个巨大开放空间，到处是参展商在各自展位上忙碌，震耳欲聋的噪声此起彼伏，乱成一片。

我们找到位置，展台的大结构、办公谈判区和休息区都已搭建完成，当下最紧迫的工作是完成机床安装调试，确保展会开幕期间能够进行开机操作。

巨大的卡车一辆一辆到来，卸下了这次参展的主角——穿越大洋运来的十八台各种机床。运输公司很专业，将最重的底座按照展位设计要求一一就位，再将附件卸在旁边。领队和老外办完交接，展位上便只剩下我和十八位师傅。

师傅们第一件事都在检查自家的床子一路上没有损坏。他们必须在一周时间里安装调试完毕，各自心无旁骛，立刻干了起来。我插不上手，估计自己这几天会以看热闹为主了。

不想领导们刚离开，展位上就不断来人，送桌椅的，检查人数的，检查证件的，制作参展商索引来确认细节的，做安全检查的，还有一批一批记不清为何而来的各色人等，最夸张的时候，我一个人被四五个人围着。我一一应付着，能办的就办了，不能办的告诉他们需要先确认，请他们回头再来。

那年月手机还没问世，我也不知道领导们去了哪里，只盼着午饭时能遇到他们。旁边展位一个老外看我一个人应付一堆人，笑着说我像个‘外交家’，也许在他的眼中一个土土的东方小姑娘应付一群大汉很有趣吧。

终于有一件事让我犯了难

进场第二天，整个大厅照旧一片忙碌。我们这边，各种形状，大大小小的部件一一排列在地面，各位师傅在忙着清洗部件上的厚厚油脂。经过了头一天的忙乱，今天杂事少了许多。

这时，两个穿着工装夹克，带墨镜的人，一人一辆电瓶车飞速向我们这边驶来，在我们展位外面，划了一道弧线，悄没声息地戛然停下，带着点肃杀的气息。

这个动静和派头跟这些天见到的各路神仙都不同，我刚在想这又是干什么的，来人说话了。

他们一边打着手势，一边大声地：“stop！stop！” ，师傅们听不懂他说什么，但从动作能看出是来找事的，一齐看向我。

我硬着头皮迎上前，问为什么要停下？他们说自己是工会的，为了保护本地劳工权益，所有的布展工作都必须由他们派人来干，每人每小时我们须支付三十美元。

一个人一小时三十美元！我倒抽一口冷气。那个时候中国综合平均月薪是六十元左右，工人大约三十多元（当时的汇率：1.89元人民币兑1美元）。安装调试十八台复杂机床的工作量，这得要多少钱啊。先不考虑他们会不会安装，单是每人每小时三十美元，就是当时的我们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就算我们愿意付，也根本没有这笔钱啊。

我无助地看看四周，领导和前辈们无法联系，师傅们虽是一等一的技术高手，可在这里除了能保护我不致被打，帮不上我什么。

展会开幕时间是定死的，师傅们昨天就在担心安装调试的时间不够，绝不能再随便停工了，为难之中，我选择了硬扛。

说起来我也有道理。我一个刚出校门的中国学生，对美国工会的奇葩存在完全无知（此时我想到几十年之后福耀玻璃曹董事长在美国开厂时有关工会的高论），也不懂我们自行安装是否真的违反了法律。既然他们这么说，就算违反了吧。不过领导和前辈们的知识和经验也都是中国本土的，和这里是两个世界，他们来了不一定比我强多少。

既不懂法律，也不懂人家的社会，我只能凭常识跟他们扛了。

我搜索枯肠，找到了两个理由，自以为很站得住脚。第一，这是中国的设备，和美国不是一个体系，且没有英文说明书，你们不会安装，弄坏了，或者不能满足展示要求，谁负责？第二个理由更加理直气壮，我们根本没有这笔预算，支付不了你们的工资。

僵持到最后，对方只是一再重复：“这是工会的规定，你们必须停下来”；我也只有上面这两条理由翻来覆去。不记得过了多久，那两个人无奈地手一挥，骑上车走了。

这一下，我们的展位又热闹了，周边的人跑过来，夸我有本事。我这才知道这些美国人，欧洲人，也是苦“美国工会”久矣。

下午，来了两个东方面孔的客人，一搭话，竟是台湾人。当时大陆和台湾还是完全的隔绝状态，台湾老兵大陆探亲，台商到大陆投资这些，还要等到五年以后的1987年，而官方交流更要等到1990年，大陆的企业走出国门也才刚刚开始，大陆人和台湾人相互之间都感觉陌生和神秘。他们的展位离我们大约有七八十米远，听说了这事就跑过来跟我们打招呼。

两岸隔绝了三十多年，两边的人在异国见到都有一种奇幻又亲热的感觉，聊得非常热络。我发觉他们说话带着很多我老家的习惯，比如垃圾念成le se，读到几年级，说念到几年级，更觉亲切。

话题转到工会，我问，你们的设备真的是工会派人安装吗？他们异口同声，是啊，没办法呀。瘦高的一位补上一句，还是大陆强大啊，我们拗不过。

我听了，不知道说什么好。师傅们跟台湾人聊得高兴，我在一边走神了，真的因为我们强大吗？我不以为然。我想，也许工会的那些人看我们油盐不进，对外面的世界完全不懂，懒得跟我们较劲了；也可能一个封闭已久的神秘大国在这里初次露面，连美国工会的人也愿意给予礼遇？也许跟一个女生较劲，不好意思了？我想不出原因，只觉得心里五味杂陈，说不清楚。

终于开幕了

忙了一个多礼拜，磕磕碰碰，各种故事，终于一切就绪，第二天就要开幕了。

领导和前辈们，公司的贸易小组都来了，展位上空前热闹起来。看着他们很有经验地作最后装饰，放上资料、样本、名片，一切都很有章法的样子。

终于我不再是这里的“主心骨”，一下子轻松下来。

展会会期是10天，这10天里我没有明确任务，有时给管后勤的同事帮帮忙，贸易组的同事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就主动给师傅和来访的客商做做翻译，还无师自通地留下客户名片写上当时印象，留给贸易组的同事。

实在没事了，就在偌大的展馆里到处转悠，看热闹。很多公司在发小礼品，圆珠笔呀，小卷尺呀，小本本啊，看见喜欢的就拿一两个。那时候咱们国内的产品在设计和材料上确实老旧，这些小礼品精美可爱，拿回去非常受欢迎。

我们附近的展位，一家是以色列人，一家英国公司，其他都是美国公司。闲来没事，各家的年轻人也常聚在一起聊天。我看他们新鲜，他们看我也一样。

不记得从哪一天起，旁边展位上一个美国小伙天天拿一枝花过来送给我。我没心没肺地接过来就插到罐头瓶里，没几天罐头瓶就插满了，放在我们展台的休息室挺好看。到了快要结束那一天，那小伙说请我去看足球，我就去跟领导说，领导虎着脸斩钉截铁地：“不行！” 我笑笑，跑去回复去不了；小伙儿笑笑说：“OK”，这个插曲就过去了。

其实自始至终我就没把这事放在心上，现在觉得好玩把它写下来，我才意识到那时的自己好简单，也不知道当时同事们怎么议论，特别是年长的同事，毕竟是那个年代。

十天的展会很快就结束了。所有人都在忙着打包撤展，本来漂亮、绚丽的展馆一眨眼就变得狼藉一片。

一路上遇到的华人

大姐和她的哥哥

在芝加哥，请了一位从国内新近移民过来的大姐帮忙，她的任务就是开着她的车应付我们随时的需要。大姐不到四十岁，健谈、热情，靠一本汉英-英汉双向词典和老外交流，我佩服她能豁得出去。

她的父亲是牧师，四九年之前，带着哥哥来了美国，她和妈妈留在国内，一家人彻底隔绝。直到中美恢复来往，才知道父亲已经去世，但留下遗嘱关照了她们母女。她带着妈妈来到美国，不久之后，妈妈去世。

我以为她和哥哥生活在一起，却不是，她自己住。有一天，她来晚了，说车闸有问题，哥哥来给她修好了。我说，有哥哥真好呀，她做个鬼脸，说：“临走给我留了一个账单，收50美元。”  我大惊，做哥哥的怎么这样！

不几天，我们就见到了她的哥哥，年轻，帅气，衣着精致，是个文化人，不像她，已是中年大妈模样。这位哥哥来我们驻地和大家聊天。

我（包括这位大姐）在国内人情社会长大，理解不了在美国长大的这位哥哥之“无情”和“爱钱”。记得那天，我迷惑地看着眼前这位热情、亲和的帅哥和大家打成一片的样子，不知道应该怎么看待他。

今天常用在亲朋之间的词汇“界限感”，那时候还没有出现，我自小接受的文化，亲人之间应是亲密无间的。直到今天，我也接受不了亲朋之间过于计较的关系。

一件衬衣

在芝加哥，我们中午吃盒饭，晚餐包在一家小小的中餐馆。餐馆的服务生是个中年华人，衬衫领子和袖口永远扣得一丝不苟，苍白瘦削，没什么生气，过来过去像一个影子。

直到有一天，他不慎将菜汤洒在一位师傅的衣服上，我们才听见他的声音。他礼貌道歉，我们的师傅客气回复别放心上，大家高高兴兴继续吃饭。

第二天，这位老兄竟拿来一件崭新的衬衫做赔偿，大家都笑了，说不用不用。

拉扯之间，这人说，你就别拒绝了，我知道你们能有一件衬衫穿是很不容易的。这话说的！大家当时都怔了一下。

不知为何，我的记忆到此没有后续，记不得后来是否收下了那件衬衫，也不记得大家是否议论过他这句话，只记得我自己脑子里反应强烈。

跳蚤市场

去过一次跳蚤市场，这个我最喜欢。读书时学到过这个词，这下终于见到了。市场很有趣，有些像我们的街边摊集市，只是卖的东西很好玩，都是家里的旧东西，小摆设，煤气炉、瓷器、旧书，应有尽有。

我对旧书感兴趣，抱回来几本小说，和一本15公分厚的韦伯斯特大辞典。这几本书几乎不要什么钱，否则发的那点零花钱是买不下来的。

这么大一本词典远隔重洋带了回来，后来几十年就没正经翻过一两次，彻底沦为摆设。

返程

去的时候从西海岸洛杉矶入境，回程从东边的纽约回国，费用相差无几，领导的安排可谓用心良苦。

在纽约我们住在领馆招待所，那些年派驻各国的使领馆或者商务处都有一些接待国内团组的功能，大概因为那时候出国的团组少，经费也少。后来，随着国家越来越开放，中国人走出国门成为家常便饭，口袋里也有了钱，使领馆的这个功能就逐渐消失了。

我们利用等航班的功夫，参观了自由女神像、后来被撞毁的双子塔、联合国大厦，开了眼界。原以为这一次在美国的见闻就此要画上句号，没想到还有一个惊喜：刚刚在秘鲁获得世锦赛冠军的中国女排也住在这里。

女排队员和她们的教练袁伟民，几年来成为全民的狂热偶像。能与偶像在领馆的餐厅，电梯，走廊和小卖部不断打照面，看着她们出出入入，有些不真实的感觉，不过也会想，偶像卸下光环，好像也都是和众生一样的人。

一直拉拉杂杂地写，一直问自己，这些东西有意思吗？便过滤掉一些，但还是执拗地写。

我们这几十年，一直走在时代上升的轨道。我热衷于记下这些早期的事情，也许是不想忘记起步时的模样；

也许我在庆幸，坚冰终于融化，短缺、隔阂、封闭都已是过往；

也许我想到了中国人胼手胝足，奋力崛起的艰辛；

也许我在怀念全球化理念下充满希望的地球村，以及互通有无，多元价值的并行；

当年向往的明天成了如今的盛世，我还希望，今后的明天，能稳稳渡过大变局之下笼罩在人们心头的不安，纷飞战火能早日让位于交流和妥协，希望百姓的福祉是决策者最先的考量，不论白人、黑人还是黄种人。

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青年勇敢追求梦想，老人安享斑斓夕阳。

普通人所向往的，不过这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