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南洋》是一部纪录片的名字，我读的是这部耗时三年拍成的纪录片的文字出版物。心中受到极大感动，想记录下来，却觉得不知从何说起。为了还没看过此书此片的人，我决定从最简单的问题开始。
下南洋的都有哪些人？
朝廷的使者、政治的难民，更多的是东南沿海生存难以为继的老百姓。东南多山地，本身耕种不易，幸而引入了番薯，让当地人度过了饥荒。而有了足够的粮食，人口得以迅速增加，当土地达到开发的极限，便形成了无法摆脱的人口压力。“在山地面积占80%以上的东南沿海地区，生存的艰难更胜其他地方。当番薯也最终无法满足吃饭的要求时，下南洋，是人们在生存的绝望中选择的希望之路。”
他们面对的是什么？
汉代使者出使黄支国，航线长达数年，途中风波险恶，船无法一程到底，中途要“蛮夷之船，转送致之”。在靠人工掌帆出海的古代，每一次启程面对的都是凶险和未知的大海。
大航海时代到来后，殖民地的开发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吸引了闽粤贫困农民下南洋谋生。他们或自发结伙出海，推一名能垫付船资食宿的“客头”，到南洋后以劳动所得还债；或直接把自己质押给船户，到海外找亲友或雇主代付船资，再以劳动偿还。
这些人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猪仔”。这个称呼最早出现在《澳门纪略》中，描述这些中国劳工在被运出国之前，常常是被成群地关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食物都装在一个大盆里，劳工们只能像猪仔一样围盆抢食。关他们的地方，就叫做“猪仔馆”。厦门鼓浪屿，美丽的花园洋房背后，当初就林立着大量猪仔馆。
运载“猪仔”的船被人们称作“浮动的地狱”。原本废弃无用的破旧船只被匆匆改造后投入使用。为了应付严重超员的状况，他们一般把货舱改为三层统舱，“猪仔”们每人仅一尺之地，日则并肩叠膝而坐，晚则交股架足而眠。舱内空气窒息，疫病流行。船上淡水不足，华工常因渴极讨水而遭鞭打。……
运往南洋的华工主要以新加坡为集散地，那里的6家“猪仔馆”均设有一排圆木大栅栏，用来禁闭新到的“猪仔”，且有武装人员看守。这些劳工会被卖往南洋各地的矿场和胡椒、香料、甘蔗等作物的种植园。正常情况下，三年期限一到即可获自由，但若沾染赌博等不良嗜好，欠下债务，就只能继续当“猪仔”抵债。
即便面对的是这样的艰险、凌辱、不堪和苦痛，依然有华工一批批登上这样的绝望与希望之船。据统计，从1800年到1940年，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入境华工累计约一千万人次，他们绝大多数来自粤东潮州、惠州等地和珠江三角洲各县、海南岛，少数来自闽南八县。
令他们坚持的是什么？
当年流传一首《南洋吟》：“正月出门到如今，衫裤着烂几下身。一心赚钱归家使，不知惹债又上身。……香港行过七洲洋，风波水浪得人狂。……三百六钱买管笔，画妹人像壁上安。”心酸至极。
当一个人心中所想所求，不仅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其他的什么人——家人、家族乃至整个民族，他才能从当前的苦难中挣脱出来，让自己所思念牵挂的成为一股力量，让自己撑下去、往前行的力量。
“一心赚钱归家使”，“画妹人像壁上安”。这就是他们的力量之源。
被华人称为“吉隆坡之王”的叶亚来，年仅32岁就被任命为华人甲必丹（甲必丹是殖民者用于管理华人的总督称呼）。在他的努力下，吉隆坡从一个只有数百人、打砸抢不绝的矿区，成为了安定繁荣的市镇。马来西亚文化研究者张集强说，“他很勇于跟当地的土酋交涉。那时候这些土酋信任他，因为他赚到了钱就老老实实交奉，讨得统治者的欢心。他也勇于跟英国人交涉。他的地位在当时的华人中是超凡的，因为在那时候没有多少华人懂得怎么跟这些外国人交涉。”1880年，吉隆坡成为雪兰我州的经济与行政中心；1883年，在南洋功成名就的叶亚来向清政府捐了一个四品官——“例授中宪大夫敕赠三代”。
叶亚来留下了一张身穿满清官服的照片。这样的照片、画像在南洋华人宗祠里比比皆是。这些华人虽然在南洋发迹，但他们内心对功成名就的最高期待，仍是母国朝廷赐予的官衔。
一个欧洲人到了美国，或许就成了美国人；而一个华人到了其他地方，他还是一个摆脱不了宗族观念和儒学文化的华人。
他们改变了什么？
他们不仅改变了当地，也改变了中国。
潮州人的义安公司规定，每年的利润只有15%用于自身运营，25%要上交给所属的同乡组织潮州公会，其余60%则要捐给新加坡教育局，最终投向一所远近闻名的综合性大学——义安理工学院。
1840年，在新加坡做生意的华人陈笃生给英国总督写信，提出华人需要平民医院。当时的新加坡没有基本的贫民医疗措施，华人看病难是个大问题。总督回复说“你要帮华人，你就出钱啊。”1844年，陈笃生个人捐资，在珍珠山上建立了一家平民医院。这里曾是看不起病的普通华人唯一可以去的正规医院。
韩尾公、杨堃、陈笃生、李云龙……一个个华人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南洋壮大了自身的家族。而在建设南洋的同时，更多的华人以出钱出力的方式援助了他们的母国——中国的革命和发展。
1910年，少年随父去新加坡经商的陈嘉庚加入了同盟会。1928年日本制造济南惨案后，他领导华侨社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抗战爆发后，1937年10月，他发起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任主席，带头为支持抗战捐钱捐物。整个抗战期间，南洋华侨每月筹款700万元以上。仅1938年到1940年3年间，捐款总额就在30亿元以上。有钱的捐钱、捐金银首饰，还有的义卖、义演，甚至有女艺人提出，她要卖身，如有老板愿意出多少钱，她就把这些钱全部捐出来。
1939年，100多名菲律宾华人青年回国从军，在当年中国空军的驱逐机飞行员里，华侨几乎占了四分之三。
1939年，3192名华侨司机与修理技术人员回国，组成“南洋机工回国服务团”，成为滇缅公路运输的主力……
有首歌叫《告别南洋》，里面最后唱着：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血流着黑龙江，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再会吧南洋，再会吧南洋，我们要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
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
为了一线生存的希望而下南洋，奋斗在异国他乡；
为了一线光明的希望回到故土，奋斗在最需要他们的岗位上……
当他们决意舍身下南洋，踏上未知的海船，他们心中除了自己，还多了对至亲的牵挂、对未来的期盼。这牵挂与期盼成为了异乡人慰藉辛酸的良药，是开拓者们心心念念的光明。这光明令他们勇敢坚强地活下来，也让他们把这份情感和寄托扩大到了更多——母国的宗族，当地的华人，整个中华民族……
再听那首黄霑在1980年写的歌，胸中仿佛多了一份激荡：
河山只在我梦萦
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洋装虽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
烙上中国印
长江 长城 黄山 黄河
在我心中重千斤
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心中一样亲
流在心里的血
澎湃着中华的声音
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长江 长城 黄山 黄河
在我心中重千斤
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心中一样亲
流在心里的血
澎湃着中华的声音
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