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寇顾名思义，就是流动的贼寇。流寇起事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明末农民战争。我们今天熟悉的是高迎祥、李自成的“闯”字号系列。（闯王1号是高迎祥，李自成是他手下的“闯将”；高迎祥被俘死后，李自成才接过了“闯王”大旗）以及张献忠。
这只是声势最大、在历史上留名的流寇，明末流寇早期有三十六营之多，很多名字听起来很有娱乐感，比如“射塌天”李万庆，大概是说这位老兄射箭工夫了得；“闯塌天”刘国能，大概是说这么老哥很有干劲、有胆量敢闯；“老回回”马守应，不用说这位是回族大哥；“混天王”某某某（原名不详），大概是说这位带头大哥很能搅事、胆儿大人很浑；“曹操”罗汝才，“曹操”在这里是自封的头衔，他真名叫罗汝才，大概是说这位大哥是曹操那样的枭雄，足智多谋。“薛仁贵”某某某，“薛仁贵”在这儿也是个名号，这位带头大哥的本名反而已经无人知晓了，大概这位大哥是说自己像薛仁贵那么武艺高强、而且仗义吧。
这些流寇成分复杂，有农民、有被裁撤的边防军、有哗变的军人、还有李自成这样的下岗公务员。他们各拉山头、互不统辖，各自的名号就是聚众的招牌，这些光怪陆离的招牌背后已经体现出了很强的底层大众营销色彩，基本上都是从评书、戏曲里找来的。这和当年刘备争天下的氛围就不一样了，刘备一亮名号就是：中山靖王刘胜玄孙、大汉皇叔。汉光武帝打天下的时候一亮名号就是：长沙定王之后，舂陵节侯刘贾玄孙。那还是一个贵族气息浓郁的社会氛围，造反也得靠门第血缘人们才认同、归附。而明末已经完全没有这个气氛了，这也是流寇之所以必须“流”的原因，后面来解释。
农民起义并不必然就得流寇，“流”是一种行动方式，它不是以占领、和建立稳定统治为目标，而是更像一群饥饿的蝗虫，走哪儿吃哪儿，目标感不强，所以它破坏力更大，而且流寇一旦流动性丧失，战斗力也就丧失。秦末农民战争不是流寇，因为农民军目标很明确的是要攻入关中、占领咸阳；所过之处都恢复了六国旧王族的统治。太平天国也不是流寇，因为它定都南京行政11年之久，是有一个体制完备的政权。
“流寇”颠覆中央王朝第一个成功的典范是唐朝末年的王仙芝和黄巢造反，从此流寇成了农民起义的标准套路。唐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一个叫王仙芝的私盐贩子在今天的河南濮阳聚集饥民造反，一年以后山东冤句人黄巢加入了他的队伍。他们的造反运动以王仙芝的死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农民军的活动范围在山西、山东、河南、和湖北。
王仙芝的失败在于他想接受朝庭招安，按当时的政治惯例操作，得自己控制一片地盘，然后接受朝庭的一个官职名号，在现成的地盘上当个“节度使”，就把身份洗白了，地盘上的人财物、军事权力仍然抓在自己手上。为了达成这个计划，王仙芝放弃了流动作战的策略，和黄巢分道扬镳，王仙芝在鄂州（湖北武昌）创建革命根据地，想作为以后接受招安的受封地。但是一动想盘踞的心思，等于坐着等政府军从容调动，上门来围困，随着军队折损的增加，更少有外地饥民加入、兵力补充也变得更困难，军队就被削弱。军队一被削弱，朝庭也就不想招安了，不如一鼓作气剿灭正彻底。王仙芝就这样在公元878年兵败被杀。
而黄巢则是走上更彻底的流窜作战的道路，把流寇战略发挥到底，他在官军的围追堵截下一头钻进了江西和福建之间的武夷山，以当时的地理观念来说，就相当于进了亚马逊雨林了，脱离了文明世界，完全没处找去。黄巢这一步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大胆，等他再钻出来的时候已经到了福州一带，再沿着海岸线南下广东，到了广州。广州当时已经是国际贸易在东方的航线终点、是一个巨大的海港，黄巢的队伍把这里洗劫一空，杀死了他们能找到的每一个外国商人。广州港从此衰落下去，后来中国的最大港口城市是泉州，这里更靠北，对商船来说虽然多了好几天的航程，离中央政府的军事力量更近，更容易得到保护，这是黄巢流寇对中国的外贸格局造成的一个直接影响。
黄巢在广州抢到大量财物，招兵买马壮起来了，再次北上。这次他没走来路，而是从珠江北上到湘江、然后再攻克荊州，又是一番大流窜作战，横扫安徽、攻占东都洛阳，再攻破潼关，公元880年攻占长安。但是一旦攻占长安，黄巢的短板就暴露出来了，流窜作战可以靠抢劫来维持军队给养，一旦占领地盘，就要靠收税才能获得财富，他却发现自己根本建立不起有效的统治，手下也没有懂如何治理的人才。
手下的人抢劫习惯了还接着抢，那地盘上的老百姓四散而逃，扔给你大片大片撂荒的耕地，也就再没有可抢的了，占领地盘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这时唐朝的藩镇们，也回过味来，与其让黄巢这个混世魔王得了天下，不如维持一个孱弱的李唐皇室对他们更有利，于是联合起来围困黄巢，还请来了游牧民族沙佗族的骑兵，黄巢也犯了老战友王仙芝的同样错误，好不容易坐进了长安的皇宫，怎么舍得扔？犹豫和迟缓是致命的，等他想再撤出来的时候，军事上已经极不利了，他付出了巨大损失逃离关中、撤到河南已经兵微将寡，最后被围困、击毙。
黄巢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的流寇、也规划出了流寇的宿命，他的模仿者也一再重复他的命运。流寇为什么在唐朝能成功、又必定失败呢？它能成功在于它恰好打中了王朝末年官僚体制和财政上的软肋。唐朝后期政治上藩镇割据，大小军阀之间奉行的是自扫门前雪，农民军来了，抢劫一番就走，进了别家的地盘就懒得管了，甚至农民军还可以利用军阀间的矛盾，向某些藩镇“借道”，我不抢你，是借道去抢你的对头，还会得到一些藩镇的默许、纵容。所以中央要说服藩镇们配合，共同出兵围剿难度就大，农民军流动作战的压力就比较轻。
明朝末年虽然没有割据藩镇，类似情况是地方官不愿意承担责任，报喜不报忧，只要农民军离开自己的辖区，地方官就可以报告大捷，围剿就不积极了。另外以当时的通信技术来讲，围堵流寇的财政成本很高，没有卫星、空中侦查，又没有电话电报传递消息。经常要以很多倍于农民军的兵力，才能完成围追堵截，把战线拉得很长，处处都要设防，搞得耗费极其巨大，农民军几万人的兵力一流动起来能把一个巨大帝国的财政拖垮。消耗是目的，一旦中央财政垮了，招募不到军队了，流寇们就可以回过头来大反攻了。唐朝和明朝也确实是这么被耗垮的。
但是流寇成功的原因，同时也是它失败的原因，它耗垮了敌人以后自己也建立不起有效的统治，轮到它坐到对手的位置上的时候，它垮得更快。这就回到了开头提出的问题，唐朝以后的社会，中国已经完全失去了贵族治理的基础。当年刘备亮个招牌：中山靖王玄孙、大汉皇叔，老百姓就服管，随便派个人支一个小摊，插个刘皇叔的旗子，老百姓就老老实实给你交税纳粮，马上就能恢复统治。农民军领袖什么“射塌天”、“闯塌天”、“八大王”、“老回回”都是谁呀？一听就来路不正，都是从评书、戏词里蹦出来的，老百姓怎么就服你管、老老实实给你交税啊？既然没有血统、门第的号召力，就得有很专业的行政设计来恢复秩序，这对流寇们来讲比贵族气质还要缺乏，所以流寇的最大问题就是只有破坏秩序的蛮力，却没有恢复秩序的资源。这也就注定了流寇们的成功必定是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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