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笔者在简书的第一篇文章中提及，笔者曾给“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投稿，稿件经采纳并于2017年3月3日在其微信公众号推送。今日在此将其全文再次进行发送，所以本文虽是原创却算不得首发。本文结尾所引者，即是笔者简书首文《正史百字赞》正文部分。）
作为一名历史爱好者，对古今中外的历史均有一定程度的涉猎，其中最喜欢的史籍莫过于正四史。
然而大学期间，认真读完的只有一部《史记》，《汉书》勉强过半，《后汉书》只读过几篇纪传，《三国志》仅做到了存其大体。
对古籍有一定钻研的朋友都懂得，读古籍的首要问题是选择古籍的版本，我选择的是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平装本，这是国内目前的最佳版本，问世至今已独领风骚半个世纪。
封面是庄重典雅的浅绿色，上面只简简单单印着毛笔手写体书名，既醒目又大方。翻开书册，是古朴凝重的繁体直排，字号适中、印刷清晰。在汇集宋元明清各版的基础上，对诸史进行标点和校勘。且正四史还附有古人旧注，即《史记》三家注、《汉书》颜注、《后汉书》章怀注和《三国志》裴注。这些旧注，对我们解读正四史大有裨益。
可是后来渐渐发现一个问题：以《史记》为例，这些旧注至晚作于唐朝，由于时代的变化，有些段落，我们不仅读不懂史籍原文，还读不懂这些前人旧注。因而，当下似乎需要诞生一部同时疏证史籍原文和前人旧注的注疏之作，以便今人阅读。因此萌发了希望学界能够重新点校正四史的想法。
印象中大约十年前，看到了中华书局将启动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的新闻报道。那时的我，还未见过点校本“二十四史”。后来读大学，看到学校图书馆中的二十四史依旧是点校本，顿时心说是不是自己记错了。但毕业那年，终于见到了修订版中率先问世的《史记》。与旧版相比，修订版做了极为全面细致的整理，内容更为精良，多订正舛讹之举。
令我这一朦胧想法逐渐明晰的是另一部书——日本汉学家泷川资言编撰的《史记会注考证》。
该书搜罗很广、用功颇深，集《史记》问世后中日两国的历代注释，将其详加整理后结合自身的研究成果，以“考证”的形式，与三家注并行于《史记》正文之下，成就此书。成为继三家注之后，对《史记》研究成果最重要的梳理总结，至今仍无出其右者。乍一相逢，便已惊艳。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惊艳亦随之消逝，暗暗想到：该书问世近一世纪，《史记》的相关研究却进展较快、成果颇丰；出土文物也越来越多，可以与之互为佐证，这便是王国维先生所说的“二重证据法”；并且就技术层面而言，我们的研究条件是前人根本无法比拟的。因而当下的学界，能否重新做一个集成性的研究成果？至少要全面覆盖这部《史记会注考证》，并希望能全面超越它。
至此不由想到：点校修订版《史记》作为一部书，待其余诸史的修订版问世后，与之作为点校本“二十四史”这一系列的修订版而共同存在；而全新的集成本《史记》可以作为单独的一部书而存在，既是对《史记》研究成果的阶段性全面汇总，亦对其余诸史日后进行学术汇总时形成示范效应。前者旨在推广普及，后者用于专业研究，二者并行不悖。若能仿《史记》之例来集成正四史，进而推广到整个二十四史，那更是堪称学界的一件盛事了！
正是这一想法，促使了本文的诞生。
就以正四史为例，谈谈我心中所愿的集成本是什么样子的。
作为一部集成性的大书，首要之务就是力求汇集各版史籍原典，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堪称个中翘楚。汇集之后，便是逐字逐句的对其进行标点和校勘，前者是因为古代没有标点而不合今人阅读习惯，后者是由于古籍在传抄过程中不免会出现舛讹，“点校”之谓盖源于此。此中典范，亦属中华书局无疑。
下一步当是集注，又称集释、集解、汇注等，即汇集古今众说为一书，其间又有编者自己的按断，皆求备求精臻于极致，故最为繁难。前文所述《史记会注考证》即属此例。乾嘉以降，专精于正四史的学者时有新注传世，如《汉书》有王先谦《汉书补注》、杨树达《汉书窥管》等，但点校本未予收录。因而，当下急需对其进行集成。并可吸收宋元以降各大家的学术札记中的史学卷册，特别是清代三大史学著作《十七史商榷》《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如商务印书馆2015年所出版的朱熹《论语集注》，于书之正文前附有《史记•孔子世家》及十一家集释。在有依据的尊重传统解释的基础上，关注近年来的研究进展，并吸收其中已达成共识的学术成果。此外，还可收集、引证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对相关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论，使之更为坚实也更为鲜活。
注释，多为字音训诂、史实补充、地理沿革、名物解释、制度考证等，因此对于古籍中的某处文字，不同的注家可能会有不同的、乃至截然相反的解释。此时，就需对其进行考异辨误了。
实际上，史籍原文也需考异，因为同一件事在同一部书的不同篇目中可能存在记载不一致的情形。清代学者梁玉绳即以此法，专挑书中相互矛盾之处，撰成《史记志疑》一书。这些矛盾成因，可能是前后失于检照，也可能是史料来源不同，太史公难以定夺，便并存不废。另外有些以讹传讹的事实也需澄清，如根据考证，张仪是秦惠文王时期人，苏秦是秦昭襄王时期人，两人相差一代，但《史记•张仪列传》中将二人写为同门师兄弟。而且有时一事见于两书，如汉末三国之事，故在考证时力求两书兼顾并尽量使结论一致。
与《史》《汉》相较，《后汉书》无表，《三国志》更是只有纪传，因而宋代以降，多有学者为之补阙。中华书局曾出版过一套《二十五史补编》。笔者希望可从中择其善者，抑或自出心裁而另撰志表，最终得补正史。不过既为了与旧史体例有所分别，又是因为在考证的基础上进行补编，所以补编的志表于体例上应有所变更，如改“志”为“考”。后来翻阅《新五代史》，发现欧阳修已创此例。此外，对古代纪年可以加注其对应的公元纪年，对古代的度量衡加注现今的近似值，使今日读者一目了然。
集注与补编成于众手，体例不同文风各异，故应仿孔颖达《五经正义》之例，统一为之笺疏，旨在进行考异，使众说纷纭之处得以明朗，且令史书原文与历代注释和今人补编三者相互统一。
但无论集注还是补编，若不辨良莠而叠床架屋，那就成为研究资料汇编了，所以在选择并裁剪资料时应当慎之又慎。
随着读书的深入，笔者越来越感觉到历史地理的重要性。而古人读书，讲究左图右史，但史籍有文无图，因此需要我们为之配图。当前，历史地理学已渐成显学，为之配图也有本可据，如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所以为史籍配图正当其时。不过无需面面俱到，只需给具有较大影响或记载较为详尽的历史事件配图即可，如孔子周游列国；另一类不能缺失的便是政治地理图，如《史记》中的《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和《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
经过汇本、标点、校勘、集注、考异、补编、笺疏、配图八个步骤或曰八种方法，一部集成至此才得以修毕。如此集成，似乎有些东坡先生“八面受敌”读书法的味道，又近于司马温公之《资治通鉴长编》，但更能体悟朱子“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一语。
或许这些想法有些不切实际乃至异想天开，不免会贻笑大方。但作为一个后辈学子（虽然已经毕业了），笔者真诚祈愿学界：有学者能够集前人难解之旧注、成史家不祧之新宗，使之后出转精、嘉惠学林。
最后，仿《千字文》例并依其韵，写就一篇百字小论赞（含四个重复字，实为一百零四字）。兹袭绍史典，以之收尾，表达对前贤的仰慕之心。
赞曰：闻有华夏，上溯炎黄。甲骨肇造，录记滥觞。迨及《春秋》，大义初昌。《国语》《国策》，辉映交相。《太史公书》，终成华章。经时纬事，五体新纲。两《汉》《国志》，损益绍扬。正部垂范，后进昭彰。世系条贯，风物周详。祸福见微，治乱知常。言行明法，荣辱陈张。天人究际，古今流长。政学通鉴，人文永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