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人在童年时期缺少什么，成年后就会有意无意借各种机会寻找和填充那些缺失。穆茹遇到许思明并很快与他结婚，多半是这个原因使然。穆茹觉得那个没有其他孩子的家可以让自己变回孩子，独享父母对孩子的宠爱，不需要她再承担老大的责任，她可以大口地呼吸，自由地歌唱了。事实也是如此。婚后，公婆对穆茹亲如女儿，刚出生不久的女儿更是倍受爷爷奶奶的宠爱，一家老小其乐融融。这就是穆茹想要的生活了，她很知足，哪里都不想去了。

但是许思明不是这样想的。在南下风潮的影响下，思潮活跃的高校教师成了调动工作成功率最高的一个群体。这得益于改革开放初期，南方城市对高知人才的渴求，还有人才引进条件的优惠。许思明是个很现实的人，目标感很强的人。他不太懂得人情世故，但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并会想尽办法去争取。对于婚姻、前途，他始终有自己的目标和标杆，尽管这些目标和标杆许多时候看上去不可能实现或者不尽情理。

穆茹之于许思明，是在他走马观灯似地与数十位同城单身女子相亲后的意外收获。穆茹在大学毕业季遇到了新调来系里任教的许思明。第一眼目测穆茹，就让许思明在心里锁定了这个目标。穆茹从父母身上遗传了娇好的面容，高挑的身段，加之谈吐大方得体，正巧大学毕业。这样的女人可以满足急于成家男人所有的虚荣心，自然成为许思明最佳的结婚对象。许思明很快了断了与另一个女研究生刚刚建立的恋爱关系，每周一次不多不少地约会穆茹。

半年不到，已近而立之年，急于完成婚姻大事的许思明，与不满二十三岁急于逃离母亲控制的穆茹，各怀“鬼胎”地结婚了。

完成了婚姻大事，许思明算是对父母对自己都有了交代，很快把精力和精神聚焦到他的前途上。那段时间，穆茹家的晚餐时间成了许思明向公婆洗脑的固定时间。许思明总会话里有话地把话题引到他想做的事儿上。

“你们看看，法学院张教授的儿子调到深圳去了，他不就是个本科学历，拿了个副教授嘛，条件也不比我好到哪去。”

“政协李主席的女儿女婿全家调去海南海口了，人家怎么那么幸运啊。”

“爸，你给你的学生海南的黄省长写封信吧，就说我想调去海南，求他帮忙。当年不是你重点培养他，他哪有今天啊。”

在许思明这个独生儿子的软磨硬泡下，公公开始动笔、动口，找他在南方各地的学生及与他一样的学术界专家、学者，拜托他们帮助他的儿子。

那些日子，本就寡言的婆婆总是低头吃饭，面色沉重，不再像以往那样总是看着儿子媳妇流露会心的笑容。直到有一天，父子俩一上饭桌就聊起了调动的进展情况，婆婆突然放下碗筷，不太大声地说了一句：“你们这样说走就走，想过我和你爸今后怎么办吗？我们就你这一个儿子，我们都已经老啰噢。”

穆茹吃了一惊，她不仅听出了婆婆话里的哽咽，还看见婆婆已经混浊的老花眼里噙满了泪水。婆婆说完，蹒跚着起身离开了饭桌。穆茹觉得婆婆这句连责怪都算不上的话，却如使尽浑身力气撞响的大钟，震得人从心到手的麻痛，远比母亲的歇斯底里振聋发聩。

但是婆婆的话并没有对她的儿子许思明产生半点儿影响，他依旧怀揣着学者老爸的推荐信，下海南，上广州，求见官员，拜访学者，居然就联系上了广州的一所大学，轻而易举地拿到了工作商调函，并且是夫妻两人同时调动的。

想起这些，穆茹非常感慨，当个人置身于某个年代时，谁又能不被那个时代的征候“感染”，出生也罢，成长也罢，主动追随，或是被迫接受，其实都是无法选择，也无从躲避的。在那股风起云涌般的南下潮流中，穆茹和其他的人们一样，被时代的浪潮裹挟着向前、向前、向前，来不及思考留下的意义和奔去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