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度度鸟
初读杨绛的《我们仨》，我还在一个很年轻的年纪。我常常以为，人在年少的时候不妨多读读老年人写的书。因为人年轻时往往很少能经历到生命的大考验和真痛苦。正是因为还没经历，所以要未雨绸缪，至少要做好心理上的准备。
佛家说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阴炽盛”。生之苦，是从母腹中脱胎时的惊恐。老之苦，是时间带来的身心衰退。病之苦，是患病的痛楚。死之苦，是面临死亡时对死境的恐惧和对人间的留恋。爱别离是和相爱的人分离，怨憎会是和憎恶的人纠缠，求不得是渴求的愿望无法实现，阴炽盛是“五阴”（色、受、想、行、时）缠身不得解脱。这八苦中，最为深重的莫过“死之苦”。从生到死，只是一瞬间的事。死亡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在迫近死亡时身体和心灵的种种挣扎。这些挣扎包含着老苦、病苦、爱别离、怨憎会和求不得。而在挣扎之外还叠加着对死亡的突如其来措手不及的慌乱。
我们活着时盲目得好像永远不会死亡，在死亡时又惊慌得好像从来没有活过。特别是现代人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死亡率越来越低，大部分人对死亡也越来越缺乏准备。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死亡就像盘旋的飞鸟和头顶的云翳，随时都会降落，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如影随形。茹毛饮血的时代，一场大雨意味着死亡。医疗落后的时代，一次感冒意味着死亡。我们的祖先往往死得很轻易，但同时死的轻易让他们对死亡的准备非常充分。在古代，《礼记》是所有的年轻士子都要熟读精通的经典。《礼记》中的《曲礼》和《礼运》记载了表示死亡的名称，如“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丧大记》和《士丧礼》详细记载了葬礼的流程和规范。葬礼不仅仅是一个代表告别的形式，它通常都承载着对死者和生者共同的安慰，也疏解引导着人们面对死亡的极端情绪和复杂心态。在现代，我们评判死亡的标准越来越严苛，从“心肺死亡”的判定标准到“脑死亡”的判定标准，我们看到医疗发展带给人更多从濒临死亡的状态转寰回生的机会。死，越来越远，我们也越来越遗忘要对必然到来的死亡做好准备。
在杨绛写《我们仨》的时候，已经92岁了，她经历了女儿的病故和丈夫的离世，自己也已经孤独地站在生命的边缘。我一直都很有兴趣去了解一个作家的经历和人生，但作为一个作家来说她的创作应该比她的人生对世界来说影响更大，才能称得上是一个有价值的作家。杨绛先生故去了，很多人写文章怀念她的生活经历，我其实希望能看到更多的人去品评和怀念她的作品。
《我们仨》是杨绛晚年回忆过去生活的散文集，在集子的第二部分《我们仨失散了》中杨绛用三个章节构筑了她在古驿道上所做的与丈夫和女儿分别的长长的一梦。
“这是一个万里长梦。梦境历历如真，醒来还如在梦中。但梦毕竟是梦，彻头彻尾完全是梦。”
我们夜晚做梦，白天生活。有时白天被生活戳得苦痛，晚上便要在梦里补上白天戳穿的窟窿。但杨绛大概是被死亡压得太沉重，即使在文字构成的补偿梦里，她也觉得：“心上被捅了一下，绽出一只只血泡，像一只只饱含热泪的眼睛。当阿圆（杨绛女儿）离开后，这盖满的一只只眼睛一齐流下泪来。”
在杨绛的叙述比喻里，生命最后的离别就像“长亭旁，芳草连天，夕阳山外”的古驿道。即使在梦里，你可以慢慢地送别，哪怕一次只送故人离别一寸远，也仍然得接受终有失散的一天。
她在文章里想象这场送别的幻梦是丈夫钱钟书为了弥补他过于匆忙地辞世。她写到：“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儿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
但杨绛始终还是在长梦里接受了与女儿、丈夫依次的别离。她把丈夫的离世化成一只小舟的顺水漂流，写到：“他（这里指钱钟书）说：‘绛，好好里（即好生过）。’我有没有说‘明天见’呢？我眼看着一叶小舟随着瀑布冲泻出来，一道光似的冲入茫茫云海，变成了一个小点；看着看着，那小点也不见了。”
古人也常作比，说“人生如寄”，人存于世间就像凭寄在水中的小船，出生和死亡都只能顺着水的方向。很多宗教，都会为信徒描绘一个死后的世界，以期牢固他们在世时的信仰，就好像人必须对死后的世界有所期待才能坦然地面对离别和死亡。但是在杨绛笔下，我们没有看到通往新生或者来世的大门，只有一条送别的驿道。驿道是旅行的路，人永远在旅途上，没有一个永久的定居所，但是在每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得到短暂的庇护和陪伴。死亡是一场必将奔赴的宴席，它是我们在此刻的暂居地和同行者的最后一次狂欢。
如果能够自然地接受死亡，那么人在死后去往何方就不再是个值得担忧的问题。在古希腊自然哲学派伊壁鸠鲁看来，很多宗教所描述的灵魂不朽，转世新生是建立在“死亡是痛苦的”和“死者不幸”这一基础上的。人们为了掩盖对失去现世的一切的恐惧和担忧，于是幻想自己可以用超现实的形式继续存在。
真正地接纳死亡，是不去忧虑死期，也不去忧虑天堂。像庄子在《至乐》篇中所言：“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生命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就像草木四时凋荣一样，是自然的规律。
而最恬适的态度，莫过于像杨绛所翻译的英国诗人兰德的一首诗中所言：“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