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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刚当上皇帝的时候，出台过一个著名的剥皮实草的刑罚，主要是用来惩罚贪污10两银子以上的贪官。所谓剥皮实草，就是在人活着的时候把皮肤从身体上剥下来，然后填充成稻草人，放在县衙院里供起来，用来警告贪官污吏。

怎么样，是不是很有《满清十大酷刑》的style？

后来，在剥皮实草的光辉思想指导下，大明朝成为汉人王朝里贪污腐败最严重的一代，没有之一。

看来，剥个皮对当官的来说是小意思，根本不放在心上。

剥皮实草之所以有名，除了很有画面感之外，主要是它向我们演示了，在一个执法部门的监督机制不完善的官僚体系中，搞严刑峻法这一套，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简单来说，刑罚越严厉，意味着执法部门手里的裁量权，所带来的溢价越高。如果贪污十两银子换来的是三十大板，那么徇私枉法带来的收益无非是这三十大板的对价；如果贪污十两银子带来的是一条命的生死，那么徇私枉法带来的利益，可就跟这条命划了等号。

你说，对于那些有资格判定你是否犯法的人来说，严刑峻法是不是个好东西？

所以，当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的独立、公正与透明无法得到保障的时候，严刑峻法基本上是司法腐败的同义词。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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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说文化和社会道德方面。

传统上，虽然当权者经常强调“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说说的时候多，付诸实施毕竟是少。所谓“刑不上大夫”，面对相同的法律，当权者和当权者的同党们，总归是有更加灵活的解释权。

于是你可以看到，上到秦汉三国，下到今时今日，当权者与庶民之间，始终还是难以做到一视同仁的，有各种各样或明或暗的裁量空间，同一种罪行，不同身份的人往往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为了这篇帖子不被删除，这个我就不举例说明了。

这就造成了一种后果，我们知道，按照西方的法制理念，法律可以理解为社会不同阶层之间达成的一个共同协议，既然是大家都同意的事儿，首先大家应当一起遵守，说话算数；其次如果有人犯了罪，也应该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无论贵族还是贫民，一视同仁，相同治罪，这才是法制精神。

很显然，这并不是咱这儿的规矩。而且这种差异，无论在律法层面，还是在更抽象的社会道德理念上，都是大相径庭的。

产生的结果是，表面上大家都是良民，内心深处，没有人把规矩当回事，因为这规矩是用来管我的，不是用来管他们的。如果有好处，违背一下未尝不可。而同属一个阶层的吃瓜群众们，也暗暗的希望自己阶层里能出几个“能人”，视道德法制于不顾，打破枷锁，奔放一把。

本质上，这是一种暴民思维。但这种思维也不无道理。

规矩，不是我定的，却是管我的；道德，对我没好处，却要我遵守。凭什么啊？

所以，总的来说，中国的社会基调很奇怪，老百姓很听话，却又无比崇拜那些践踏规则者；人人都讲道德，内心却对离经叛道之人暗生向往。

根子无非是这么一条：规矩不由我来制订，后果却要由我来承担，不爽。

所以，守规矩这件事，在我天朝上国，形成了一个持续千年的囚徒困境：如果所有人都不守规矩，那么大家肯定一起倒霉，就像开车不遵守交通规则，造成的是每一个人的危险；然而如果我守规矩而别人不守，那么我就会成为吃亏的一方，并且这亏往往是哑巴亏，得不到补偿的。

结果，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就经常要挣扎在守规矩还是耍小聪明之间，辗转反侧，矛盾不已。

于是，很多人都搬出胡适的那段名言：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胡适确实很伟大，因为他发现了一个规律。那就是：喜欢讲道德的人，往往都不太守规矩。

问题是，在天朝上国，但凡是当了大官、发了大财的人，基本上，不约而同的，都是很喜欢讲道德的。大致上，官越大、钱越多，讲道德的水平越高。

这，又该如何是好呢。

算了。关灯，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