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来说，戴维斯双杀（Davis double-killing effect）是每股利润下降，投资者预期降低，估值降低。而这每股收益(EPS) 和 市场估值(PE) 双双下降带来的放大效应就是戴维斯双杀。
相反的，每股利润上涨，带来投资较高的预期，给予其较高的估值，这是戴维斯双击。
戴维斯双击/双杀是一个普遍现象，因为很多行业都是周期性的，在上涨周期会双击，下降周期会双杀。
对成长股而言，股价P=PE*EPS
EPS 是earning per share,每股盈利，也就是每年赚的钱，比如说公司今年赚了100万，我有1%的股份，那我今年就是赚了1万，那EPS就是1.
PE这个也有地方写成P/E，就是一股，它现在的股价，是它现在每年盈利额的几倍。如果是1倍，假如股价为10元，那它一年就能赚10元，那就是一年就能回本了。如果是5倍，假如股价依然是10元，那它一年才赚2元，要五年才能回本。所以PE是越低越划算。
当盈利好->看好->股价上升->更加看好，这是正反馈。到最后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是不断拉大：戴维斯双击。
忽然盈利似乎下降了->股价下跌->看跌->股价下跌->更加看跌，负反馈。
一般来说，对于过去历史上实现了以G%高速增长的股票，市场会预计下一年依然保持高速增长，PE被抬得比较高。实际上这时的股价P享受了业绩高速增长带来的双倍效应。这是正面的情况，即“戴维斯双击”。
炒股，实际上炒作的是“预期差”。如果财报公布，公司的业绩增长速度低于预期的话，便会遭受到双倍的负面效应，即“戴维斯双杀”。无论是该年的业绩EPS还是PE，都会因为低于预期的G，而迅速下跌，股价很可能一跌不回头了。
戴维斯“双杀/双击”是美国戴维斯家族的投资哲学。戴维斯家族祖孙三代在华尔街成功投资50年，其辉煌战绩足以与沃伦·巴菲特、彼得·林奇等投资大师相提并论。
戴维斯的策略很简单，即以低市盈率（低于10倍PE）买入成长性潜力股（净利润每年增长10％～15％），待成长潜力显现后，以高市盈率卖出，尽享EPS（每股收益）和PE同时增长的倍乘效益。例如，老戴维斯1950年买入保险股时PE只有4倍，10年后保险股的PE已达到15倍至20倍。也就是说，当每股收益为1美元时，戴维斯以4美元的价格买入，当每股收益为8美元时，一大批追随者猛扑过来，用“8×18美元”的价格买入。由此，戴维斯不仅本金增长了36倍，而且在10年等待过程中还获得了可观的股息收入。
事实上，大师们的股票投资理论和策略经过不断进化后，最终都走向了殊途同归。戴维斯“双击”实际上就是格雷厄姆的安全边际理论、费雪的成长股理论、芒格的绩优股理论等三者的综合，即等待“好的时机”以“好的价格”买入“好的股票”，实现完美一击，然后耐心持有，坐收上市公司和“市场先生”的双重馈赠。
回过头来看，股神巴菲特的股票投资策略其实就是典型的戴维斯“双击”。
远的不说，单说中国股民耳熟能详的中国石油。巴菲特购入中国石油H股的均价为每股1.68港元，动态PE是3.4倍，动态PB（市净率）是0.72倍，分红收益率高达15％（是当时国内5年期存款利率的5.38倍）。而且，当时国际原油价格处于低位，巴菲特非常乐观，中国石油不仅经营稳定、盈利能力强，而且分红政策稳定。随着经济升温，股市走强，国际油价攀升，中国石油成长为“亚洲最赚钱的公司”，受到众人追捧。巴菲特卖出的均价是13.4元港币，平均PE是18倍，平均PB是3.6倍，不仅股票市值增长了近10倍，而且获得了巨大的分红收益。可以说，巴菲特的投资是完美的戴维斯“双击”。
反观国内股民对中国石油A股的投资：在原油价格处于高位时，以16.7元人民币在一级市场抽签申购，PE是22.4倍，市净率是5倍；二级市场开盘炒到48.6元，对应PE为64倍，PB为14.8倍，何等的疯狂？在此之后的中国神华、中国船舶、中国远洋的上市和炒作，就更是一出出荒唐的“闹剧”了。要知道，戴维斯“双杀”——企业业绩下滑（EPS下降）、股市进入熊市（投资预期变坏，PE下降）所带来的“双重杀伤力”也是惊人的。例如，EPS从2元降到1元，PE从60倍降到10倍，股价可以跌到原先的十二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