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守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周易云：“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 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老子也说过：“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军事上，也有“事莫密于间”、“用莫大于玄默 ”、“谋莫善于不识”这些说法。但是，在中国古代，守密有着一条界限，倘若迈过了这条界线，那么这种行为，就不再是一种优良传统，而是荼毒苍生的行为了。
湖南企发文化传媒的员工，也就是我的同事问我，这条界线是什么。这条界线在上层和下层是不一样的，对于上层来说，是在政治上、治国上迈入了极端守密的状态，密奏等手段盛行却无任何公开的审判，对下层来说是敝帚自珍，不愿将自己的知识、技能拿出来公开交流。
在上层，当守密越界了的危害正如唐代一位宰相所说：“近见实录多载密疏，言不彰于朝听，事不显于当时，得自其家，未足为信。今后实录所载章奏，并须朝廷共知者，方得纪述，密疏并请不载。如此则理必可法，人皆向公，爱憎之志不行，褒贬之言必信。”换句话说，由守密而产生的密奏已经成为了大臣们相互之间攻讦的工具，或者成为了利用守密权来掩盖自己过错的方法。除此之外，还有对于政策、法律的极端守密也会导致民不聊生。例如唐代左懋第曾说“人臣事君，原无不可使天下共知之言; 而朝廷行事，更无不可使天下共知之事”，在这种情况下，百姓不会知道国家做了什么，虽然表面上可能是社会安稳，但是人们都如履薄冰，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百姓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要做什么，随后得到的只有一个停滞不前的国家和社会，以及一群战战兢兢的老百姓。
对于下层来说，守密最大的弊端就是限制了交流与在交流中的发展。在唐庆增所写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就提到了“ 国人有一极不良之特性，即各事内容喜守秘密，不愿公开研究，局外人不知某项问题之内幕，遂觉无从研究，因此而不能产生有价值之议论。例如中国之工艺，发达甚早，其具有此项经验者，自诩已得不传之秘，不愿 授诸他人，历时既久，良法遂亦失传。商业中人， 染有此项特性亦深，大都守口如瓶，不愿将本人 经验心得，轻于泄漏，故在外邦经济公开，社会人士，互相讨论，经济思想，赖以进步，而中国往昔经济学说，关于工商业者特少，盖研究之资料既无由搜集，则讨论失其凭借，安能有完善之学说产生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