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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曾是八十年代国内最年轻的文科教授、最年轻的高校校长、最年轻的厅级官员，后出任上海市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1991年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和高位任命，开始寻访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重要的文化遗址。各方对他的辞职原因，多有猜测，在读完他写的这本《文化苦旅》后，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寻找中华文化的生存底线
余秋雨有一个观点，他觉得真正结束中国“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灾难的，是唐山大地震。纯粹的自然灾害，让数十万生灵刹时陨灭，一座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正绞尽脑汁研究“左”倾的中国政客们惊呆了，唐山大地震让全国人民又开始团结起来，上下一心，投入到灾后重建中。在生存面前，政治游戏显得幼稚可笑。
大禹治水是我们的祖先最早为生态做出的努力。余秋雨沿着黄河流域，找到了黄帝轩辕氏的出生地，原始时期的发明创造、城市建设、文化艺术等人类文明，都产生于黄河流域。但因战争、气候等原因，中国的文化、政治、经济中心逐渐从黄河流域转到长江流域。他又来到长城，发现秦始皇画了一条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割线，让农耕文明不受游牧文明的侵犯。
为守护生态环境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还有都江堰，一项两千多年前的水利工程，至今仍执掌着亿万人的生计。四川有幸，李冰任蜀郡守，这项任命与秦统一中国的宏图有关，但李冰把一个政治计划变成了生态计划，确定治水原则“深淘滩，低作堰，遇弯截角，逢正抽心”，让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
先有生态而后有文化，这句话被杭州完美诠释。可以不夸张的说，一个西湖养活了整个杭州，而曾经的西湖却是一条被泥沙淤积的咸水湖。唐朝覆灭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钱镠创立吴越国，中心设在杭州，确定“保境安民”为宗旨，治国从治水开始，为西湖清草除淤。之后又来了白居易和苏轼，他们忽略了自己政治家、诗人等头衔，全然加入到杭州生态救护者行列。其中，苏轼用西湖挖出的淤泥筑起一道跨湖长提，堤中建六座石桥使湖水流通，人们称其为“苏堤”，堤边没有碑文、对联、题跋，没有文本文化对自然生态的侵袭，后人应该是懂了苏轼，留下了一条自然生态之路。
讲述中华文化的悲惨遭遇
佛教文化圣地甘肃敦煌莫高窟，曾经的守护者，是一位文盲道士。用化缘得来的钱，聘请当地工匠，打通洞窟，刷白墙壁，大片古代壁画灰飞烟灭。
时间很巧，也可能是“强盗”早有预谋。道士刚发现藏经洞，就引来了迫使中国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八国联军”，藏经洞的经卷未能保全。这其中，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算是最先觊觎藏经洞文物的窃贼，他蒙骗文盲道士，仅用三十英镑骗走九千多经卷、五百多幅绘画，这些骗走的珍贵文物现在多数被藏于大英博物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白俄士兵曾滞留莫高窟，在洞窟内生火做饭，黑烟和油污覆盖了大批壁画和雕塑，他们还用黑漆在壁画上乱涂。一群美国人大骂白俄士兵行径，他们美其名曰拯救莫高窟文物，而拯救方法是用化学溶剂把壁画粘到纱布上，剥下墙壁带回美国，幸好他们请的中国翻译偷偷向当地村民通报，才阻止了惨剧发生。
对比世界文明更深入了解中华文明
余秋雨于1999年，考察了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重大古文明遗址，包括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克里特文明、希伯来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阿拉伯文明。他将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遗址进行了宏大对比，中华文明成型时间在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成型的一千多年之后，也不比印度文明和克里特文明早多少。但在所有古文明中，至今没有中断和湮灭的，只有中华文明。
余秋雨概括了五个方面因素，一是地理环境阻隔，避开了古文明之间的互战；二是大体量文明避免小体量吞噬；三是统一普及文字，避免解读的分割、封闭和中断；四是中庸之道避免了宗教极端主义；五是设立科举制度，避免社会失序。
揭露古代和现代的“文字狱”
来到湖北黄州，必想到苏东坡，并会对“乌台诗案”咬牙切齿，一群文化官僚对苏轼诗词上纲上线，莫须有地判了苏轼的罪。他弟苏辙一语道破:“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
古代判决书中最常出现“流放宁古塔”，清代称为“宁古塔”的地方正是黑龙江省宁安市。古代的宁古塔是个让人毛骨悚然的蛮荒之地，流放此地，多数凶多吉少，普通百姓很少被流放，因而这里聚集了太多的“名士”和“佳人”的悲剧。说到流放，不得不想到株连，且规模令人发指。而其中被定罪者得有多少内疚？被祸及的九族中，冤屈得有多大？
“文革”可算现代“文字狱”，让很多文化工作者抑郁、苦恼，但也更加成熟。谢晋说:“他最大的苦恼是遇到不懂艺术的审查者和评论者。”巴金说:“在我们社会里有这样一种人，你平时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到处抓别人的辫子，给别人戴帽子，然后到处乱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胆，失掉了雄心壮志。”戏剧大师黄佐临在“七七事变”后第三天，告别老师萧伯纳，回到中国“赴国难”，他说:“我不是将军，但也算士兵。”他在“文革”遭的罪，自己从不多说。余秋雨这样概括:“受苦最深的人最不想说，说得最多的人一定受苦不多，说得高调的人一定是让别人受了苦。”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的尾声，说了一件小事。他考察欧洲，坐船经过英吉利海峡，风急浪高，同船多数乘客晕船，但余秋雨全无晕船感受，并埋头书写。外国乘客惊叹：“看！多漂亮的中国字！那么大的风浪他还握得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