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学或文学活动中表现之灾难所产生的悦人效果
在美学中，既有悲剧也有喜剧，因此，整个美学是悲喜剧的混合体，苦中作乐，喜极而泣，充分证明了这个道理。
且，关于悲剧效果的混合性质，只要用一个简单的试验就可以提供最明显的例证。
如果从任何一出悲剧来说和展开，譬如从《奥赛罗》【《奥赛罗（Othello）》是威廉·莎士比亚创作的四大悲剧之一，大约于1603年所写作的。这出戏最早于1604年11月1日在伦敦的Whitehall Palace首演。作品讲述奥赛罗是威尼斯公国一员勇将。他与元老的女儿苔丝狄蒙娜相爱。因为两人年纪相差太多，婚事未被准许。两人只好私下成婚。奥赛罗手下有一个阴险的旗官伊阿古，一心想除掉奥赛罗。他先是向元老告密，不料却促成了两人的婚事。他又挑拨奥赛罗与苔丝狄蒙娜的感情，说另一名副将凯西奥与苔丝狄蒙娜关系不同寻常，并伪造了所谓定情信物等。奥赛罗信以为真，在愤怒中掐死了自己的妻子。当他得知真相后，悔恨之余拔剑自刎，倒在了苔丝狄蒙娜身边。】中除去表现媒介的魅力，把这悲剧化为单纯的事实和谈话之记载，像报纸的每日报道那样，悲剧的崇高和美就完全失掉了。
且，余下的只是一项使人沮丧的人类愚行而已，它可能仍然引起好奇心，但是它与其说是净化了毋宁说是沾污了我们欣赏它的心灵。
因此，深刻地记得一个法国诗人曾说过:
世间没有庸俗的悲伤，
除非在庸俗的心灵上。
这句格言的反面也一样真实:世间没有崇高的悲伤，除非在崇高的心灵上。
因为对悲伤的那种反应，在悲伤面前人所抱的态度,他装饰悲伤所用的语言，他围绕悲伤所有的联想，以及通过悲伤所闪出的优美情感和冲动,都是崇高的东西。
唯有以这种道德光辉来普照某些不幸的经验,像内心有这光辉的诗人之所为,我们才能把不幸提高为悲剧,使我们宁愿回忆平生,而不愿忘记了它。
有时候，虽然不经常，人确实会在热情冲动的刹那间显得崇高:那时，他的热情已不是漫无限制，而是已终受沉思控制，以真理使之持衡。
那时，他的经验本身就是悲剧，无须诗人予以美的再现，因为受难者自己已成为艺术家，而且塑造了他所忍受的痛苦。
然而，通常这两个阶段是先后承续的:我们先是熬苦受难，然后就唱歌，进而有可能再高歌受难。
而其间需要有一个时间，使感情变得可以刻画，使它服从唯有在其中才显得美的那个形式。
且，这种形式本身就能引起我们的共鸣,而且没有它的帮助,任何题材都不能变成审美对象。
在这时，所描写的经验越可怕，则转化它所需的艺术就越有力量。
因此，散文和平铺直叙在喜剧上比在悲剧上更可容忍些;任何剧烈的感情，任何难堪的痛苦，如果它不在使我们想到病理的实证和回忆酒精的气味的话，就必须用最崇高的风格来表达。
犹如音律、尾韵、旋律、海阔天空的讽示、高入霄汉的幻想,在这些场合都适得其所。
更甚，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就使我们被最深刻的宇宙和声所席卷的心灵能够忍受并吸收这些尖锐的音调，可是，要是在贫弱可怜的乐谱中就不可容忍了。
并且，在这样的感情高度，使语言达到感性和谐，获得更重要的节奏性效果，更是不可缺少的。
因此，进化论者曾说过，剧烈的感情自然而然表现为节奏。
在这里，这很难说是经验的观察，也不能充分阐明节奏的表现能力，说明它与复杂感情有着特殊关系。
然而，声音和律动的时急时缓本身就具有一种强烈的效果，我们一接触到它们就会感到深深的兴奋;而这像军乐一样，鼓舞我们的勇气，以一种陶醉的力量，带着我们经历剧中的情景，否则这些情景就使人难堪了。
然而，平铺直叙或支离破碎的苦难描写之恶劣效果，不论在脚本上或表演上，都证明了音乐性对于悲剧是多么必要——从前亚里士多德就已经指出这个事实了。
节奏的神韵，哪怕是亚力山大体诗句的浮华，也可以化激情为崇高，使它的喃喃怨语变成为明白的诗句，这种雄浑气魄和合理处理对于艺术是必要的，它不仅仅是一种技巧，而且是为美服务的技巧。
而且，最终的目的就是表现灾难所产生的悦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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