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母亲节，绝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都会为自己的母亲送上节日的祝福。似乎到了这一天，那些经年累月的付出，那些从清晨到深夜的絮叨，那些手里一成不变的食物，那些“夏天少吃冰冬天多穿衣”的叮嘱，那些“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的咬牙切齿，都一下子归拢到了一起，让我们拼凑出了自己母亲的形象。

母亲的形象应该是怎样的呢？

它是传统文学里各种动物的形象，勤劳，细致，地位突出，热衷于发号施令。它是弄堂广场上常见的市井的形象，热爱打听攀比，谈论鸡毛蒜皮。它是“别人家妈妈”的形象，爱烫头围丝巾扶着树枝拍照，爱吃鱼头蛋炒饭也会忧心美丽不复返。

今天，我们选了三本书，和大家聊一聊三位作家眼里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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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莱娜.费兰特的《新名字的故事》里，妈妈是“刀子嘴豆腐心”的。

她在女儿出门上大学时，满怀怨气地表示“你老觉得你要比我强，比所有人强”，“你走吧！赶紧走，谁在乎呢。”

女儿因为发烧不能回家过圣诞节，她拎着一大堆包，坐了一晚上火车第一次离开家乡，拖着一条瘸腿，没有敲门就直接进到女儿的住所，“霸道又热心”。她像怕失去战利品一样，强迫女儿吃东西，反复为她擦汗，量体温。在确认女儿没有大问题后，她又拖着一条瘸腿，一边问路一边往火车站走，“她不会花钱坐公共汽车，绝不会浪费一分钱”，下了火车又继续走很长一段路，接着再擦洗家里，做饭。

我们很容易就能联想到看过的听过的或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同样的故事：孩子的第一次出门远行是为了追寻远方，母亲的第一次远行是为了离孩子更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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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里，妈妈是无言而坚忍的。

“她有一个长到二十岁上忽然瘫痪了的儿子，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她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无法代替。”她眼看着儿子易怒消沉却无可奈何，她在儿子发掘出在地坛消遣的新爱好时，内心焦虑却又尝试安慰自己“出去活动活动看看书总归是好的”。有一天，儿子出了家门又折回，却看见母亲仍然站在原地，还是送他走时的样子，望着墙角，对儿子的出现毫无反应。

“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她在照料儿子的过程里，在儿子离开家独处的过程里，经历了无数的心里斗争，她永远都在担心，却不能明显地表露出来。她没有留下什么隽永的哲言，或需要儿子恪守的教诲。

直到母亲去世，“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

史铁生的故事可能并不具有典型性，我们很少会碰到他的情况也鲜有机会将母亲置于如此被动难堪的境地。但在我们遭受或大或小的疾病侵袭时，最忙碌最忧心的那个人必然是我们的母亲。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生活在母亲的庇护和关爱之中，也不是每一个原生家庭都因为有着大众化的和睦而让人忽视了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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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塔拉.韦斯特弗的《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里，母亲是无能而软弱的，甚至于甘愿充当“恶魔”的助手。

在嫁给塔拉的爸爸之前，母亲和镇上其他的女孩一样，生活在“华达呢裙和奶油色鞋子的世界”里，过着正常有序的体面生活，后来不惜和家人决裂与塔拉的父亲结婚，一个患有躁郁症的摩门教徒。“我们明白，母亲家庭的解体就是我们家的开始。两者无法并存，只有一个家能拥有她。”

她生了七个孩子，当上了助产士，潜心于研究草药和精油，认为孩子上学是没有必要的，觉得女孩子就不应该穿露出臂膀的衣服，坚定地相信丈夫，上帝和自己研制的精油。女儿跟儿子从吊车上摔下造成重伤，丈夫被烧得面目全非，她自己遭遇严重的车祸，却依然坚持“不就医是对家庭最大的忠诚”，她用精油和自己的精心照料为全家人保驾护航，尽管留下了许多的后遗症，但她和丈夫仍虔诚地相信这是上帝最好的安排。

塔拉在躁郁症的父亲和哥哥的陪伴下成长，她遭受了数不清的淤青，擦伤，脑震荡，以及言语和肉体上的暴力，但妈妈没有一次走出来替她挡枪，替她解围，她常常是一副“你这么做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爸爸不允许那就是不对的”的姿态，她的教育是让塔拉意识到不该穿异教徒的衣服，不该看异教徒的电影，不该和异教徒一起上学。

当17岁从未上过学的塔拉第一次走出她习以为常的巴克峰，走出浸染了她所有汗水和疼痛的废料场，走进杨百翰，剑桥，哈佛的大门时，她每天都在阵痛般地纠正过去人生里的所有价值观。她想起了小时候外婆跟她的对话：

“每次上完厕所后你都该洗手。”

“这又不重要，我家卫生间连香皂都没有。”

“这不是真的吧，我可不是那样教育你母亲的。”

以及外婆跟爸爸的对话：

“难道你不教孩子上完厕所后洗手吗？”

“我教他们不要尿到手上。”

她在不断的学习中，逐渐体会到和他人的不同，“衣服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内心里有什么东西腐烂了，恶臭熏天，令人作呕，仅凭衣服无法掩盖。”

她和妈妈有了网友般的对话，通过网络她把自己和姐姐一直以来遭受的来自哥哥的痛苦记忆一股脑地抛给了妈妈。妈妈回复她“你是我的孩子，我本该好好保护你。”让塔拉心里荡起了一丝希望的涟漪。妈妈承诺会和父亲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但直到真正坐在一起，她才发现母亲一直一言不发，留她一个人孤军作战。后来，塔拉意识到，母亲从来没有跟父亲对质，父亲也从未答应过要帮她和姐姐，母亲撒了谎。“一向完美充当父亲喉舌的母亲，那天晚上只不过是在附和我的意愿。”

充当父亲喉舌的母亲，最后因为女儿不愿意见父亲而选择拒绝和她相见。她选择了尊重丈夫的主张，做一个丈夫的好妻子，而放弃了因为教育、阅历的改变与他们越来越无法沟通的女儿。

塔拉在书里数次提到自己的外婆，“这些年来，我多次进出她的厨房，但她从未告诉过我，眼睁睁看着女儿把自己隔绝起来，封闭在幻觉和偏执筑起的高墙里，她心里是什么滋味。”

原本一向不看畅销书的我，被塔拉平静的叙述以及富有力量的文字完全打败，人应该要付出多少的努力才能挣脱问题重重的原生家庭的枷锁，重新构建自己的价值观，和父权，宗教，暴力掰手腕，甚至完全解开和母亲之间无法调和又念念不忘的羁绊？我想塔拉为我们做出了一个几乎完美的示范。

绝大多数人应该都能从这三本作品里找到自己和母亲相关的记忆，它们可能是带着欢笑和泪点的，可能是不被理解的，可能是痛苦的不堪回首的，可能是远去的快要随风飘散了的。如果可以，希望你们看到这里，能拿起电话和妈妈打一通电话，尽可能平和地谈一谈现实，聊一聊往事，兴许某些记忆的碎片可能就要重新编排了。

配图来自《三块广告牌》，《我的天才女友II》

参考文献：

[1] 新名字的故事，埃莱纳.费兰特，人民文学出版社

[2] 一个人的记忆，史铁生，上海人民出版社

[3]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塔拉.韦斯特弗，南海出版公司

[4]She Never Saw A Classroom Until College. Now She Has A Ph.D. And A Lot Of Thoughts About Education, Catherine Brown, FORBES,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