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
1、朱翊钧长期消极怠工，一方面是出于报复群臣不许他立朱常洵为太子，一方面是通过张居正认识到每个人心中都有“阴”“阳”两面。有点像小孩子闹别扭，你不让我高兴，我也不让高兴。不签奏折，不任官员，不准辞职，不追究违规，完全无为而治，如此长达二十年。实在搞不清数年之后“万历三大征”是怎么打的
2、文官集团有多年形成的自控程序，各种例行公事照常进行，通常由太监朱批。
3、万历在位48年后去世，立嗣问题反而更加严重，造成文官集团分裂。 忠诚者寒心，贪渎者恣行。东林党试图力挽狂澜，但没有皇帝的支持，注定会失败。
4、万历去世后，一系列问题被提出来，小团体相互责难，指称对方为小人，在道德掩饰下争权夺利。申时行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无力影响舆论。
5、事件：大学士要求立嗣，万历约定延后年——万历对申时行表现出特殊恩宠，申时行不敢接受——工部官员申请立储大典预算，万历认为官员违约，继续延后立储——文渊阁再上书，二辅许国执笔——申时行上折表示不知情，批复被许国截获公之于众——群臣参劾——申时行辞职——万历将参劾给事中革职，许国被批准“回籍”——万历在立储问题上不断找借口，文官完全不答应。
6、文官已形成强大的力量，迫使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除个人意志。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万历皇帝以他的聪明接触到了事情的真相，明白了自己立常洵的计划不能成功，就心灰意懒，对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
7、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箓。说得严重一点，后者已不是一种好现象，而是组织机构违反时代，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
8、君主专制本来与文官制度相辅相成，在这庞大的组织中，下层的官员把无数不能尽合事实的书面报告逐级递送到中枢，以其数量之多和情况之复杂而要期望中枢事事处置得宜，自然是不可能的。端坐在宝座上的皇帝，他的力量带有宗教色彩，其神秘之处，就在于可以使不合理的处置合理化。换言之，皇帝的处置纵然不能事事合理，但只要百官都能俯首虚心地接受，则不合理也就成为合理。
9、万历皇帝缺乏他叔祖的勇气、积极性和寻找快乐的情趣。他从小开始就没有一天体会到自由的意义，也不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而获得臣下的尊敬，所以就难怪乎他不能向臣下提出明确的主张了。他读过有关他叔祖的记录，深知文臣集团只要意见一致，就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既然缺乏坚强的毅力，这个孤立无援的皇帝只好一再向臣下屈服。然而他又不是一个胸襟开阔足以容物、并以恕道待人的皇帝，他的自尊心受到损伤，他就设法报复。报复的目的不是在于恢复皇帝的权威而纯系发泄。发泄的对象也不一定是冒犯他的人，而是无辜的第三者。积多年之经验，他发现了最有效的武器乃是消极抵抗，即老子所谓的“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