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高中时期很差的历史成绩，让我对历史这方面有些抵触，因此看的历史书甚少。

    第一本是高中看的《苏东坡和他的大宋朝》，是徐棻写的，作者工作本职似乎与戏剧有关，因此写的像小说一样，十分有趣，很能将读者带入进去，同苏东坡同喜同悲，也是因为这本书，我被苏轼的性格与文采深深折服。

    后来看《河西走廊》或许还有其他，发觉历史很有趣，其无可比拟的优势就在于时间，时间是特别有魅力的存在，因为时间跨度很大，因此可以从宏观的角度看待事件，分析问题，读史看朝代更替、人物更迭，寻觅其中规律，摸索其中道理。

    《万历十五年》主讲明朝万历皇帝统治期间的发生的事情，从万历十五年1587年写起，这是平平常常无什么大事发生的年，以主要几个著名的人物为章节主题来叙述，书中大致写了万历皇帝的一生，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以及李贽等人的人生片段，当时朝代的一些政策问题，党争等，我看下来印象最深的便是文官掌权之大，问题似乎也在这里，以及不该把道德当做法律等。本书很多小细节处体现了“意”这个字，每件事情应该怎么做都有其背后的意图，每句话应该怎么说也深有研究，例如例行的批语“知道了”实际意义是对该建议并未接收，但也不必对建议者给予斥责。

下面具体内容：

一、  万历皇帝

    总的来说，我认为万历很可悲，性格软弱犹豫，自幼时需要学习诸多礼仪与课程，例行公事，尽管此时的他并不懂自己所做的每件事的意义，他需要约束个人，不许做出格之事，否则会被自己尊敬的老师张居正与太后教导批评。好在渐渐的他从中感受到乐趣，慢慢对读书感兴趣。然而，其擅长爱好的书法以对国事无用之由而取消课程，喜欢的女人无法封后，宠爱的儿子无法封为太子，自幼被教导节俭，结果听闻敬爱的老师生活奢靡常受贿赂，与大臣们争执拉扯多年，发现皇帝只是一个职业一个称号，所有重大决定无法自己一人做主，又无法无视一切，肆意妄为。

    期待无法满足，信仰崩塌腐烂，所爱无法扶持，权利空有虚名，最终，从一个有着宏大抱负，希望国昌人顺、有所作为的昂扬青年，转变为一个以消极行事作为报复、再无大展身手之心的颓废皇帝，这中心有不甘却无力改变的挣扎拖拽着他一步步坠落。

    “他从即位以来就不断受到这样的教育：他之所以能贵为天子乃是天意，天意能否长久保持不变则在于人和。要使百姓安居乐业，他应当审慎地选择称职的官吏，而要选择称职的官吏，他又必须信任张先生”

摘抄：

1.按照传统的“劝进”程式，全部官员以最恳切的辞藻请求皇太子即皇帝位。头两次的请求都被皇太子所拒绝，因为父皇刚刚驾崩，自己的哀恸无法节制，哪里有心情去想到个人名位？到第三次，他才以群臣所说的应当以社稷为重作为理由，勉如所请。这一番推辞和接受的过程，有条不紊，有如经过预习。（礼仪繁琐，讲究）

2.但是在万历登基以后，根据皇家的习俗，一种无形的距离就存在于太后和皇帝之间，使母子之间的天性交流变得极为不便。例如前此不久万历曾下令修葺装潢慈圣所居住的宫室，竣工之后，她的感谢不是用亲切的口吻加以表达，而是请学士写成一篇文章，赞赏皇帝的纯孝，在他下跪时逐句诵读。

3.这次“星变”延续了两年之久，皇帝的“修省”也就相应地历时两年，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不得不注意节俭，勤勉诚恳地处理政务和待人接物，力求通过自己的努力化凶为吉。（皇帝的辛苦，需要作为表率，为百姓负责）

4.陛下的书法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现在已经不宜在这上面花费过多的精力，因为书法总是末节小技。自古以来的圣君明主以德行治理天下，艺术的精湛，对苍生并无补益。像汉成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和宋徽宗、宁宗，他们都是大音乐家、画家、诗人和词人，只因为他们沉湎在艺术之中，以致朝政不修，有的还身受亡国的惨祸。对于这忠心耿耿的进谏，小皇帝自然只能听从。在1578年之后，他的日课之中就取消了书法而只留下了经史。

5.元辅良师责令皇帝自己检查过失。引导皇帝走上邪路的宦官被勒令向军队报到，听候处理。经和冯保商议之后，张居正又大批斥退皇帝的近侍，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活跃分子。他还自告奋勇承担了对皇帝私生活的照料，每天派遣四名翰林，在皇帝燕居时以经史文墨娱悦圣情。（万历犯错后被各方面教导，一点错需要涉及到多方面的更正，容易压抑）

6.郑氏之所以能赢得万岁的欢心，并不是具有闭月羞花的美貌，而是由于聪明机警，意志坚决，喜欢读书，因而符合皇帝感情上的需要。如果专恃色相，则宠爱决不能如此的历久不衰。

她很快就理解了命运为她所作的安排，因而抓住现实，发挥了最大的能动性，从而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她看透了他虽然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在实质上却既柔且弱，也没有人给他同情和保障。

即使是他的母亲，也常常有意无意地把他看成一具执行任务的机械，而忽视了他毕竟是一个有血有肉、既会冲动又会感伤的“人”。基于这种了解，她就能透彻地认清了作为一个妻子所能够起到的作用。   

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但是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惟独她毫无顾忌，敢于挑逗和嘲笑皇帝，同时又倾听皇帝的诉苦，鼓励皇帝增加信心。在名分上，她属于姬妾，但是在精神上，她已经常常不把自己当作姬妾看待，而万历也真正感到了这种精神交流的力量。 （郑氏的聪明）

    万历信赖与崇敬的张居正被弹劾时，他的所做所为无不体现了他对张先生的爱护。

7.皇帝紧接着又降下敕书，内称，参奏张居正的人假借忠孝之名掩盖一个大逆不道的目的，即欺负朕躬年幼，妄图赶走辅弼，使朕躬孤立无援而得遂其私。此次给予杖责，不过是小示儆戒，如果有人胆敢继续顽抗，当然要给予更严厉的处罚。这样严肃的语气，等于为再敢以行动倒张的官员预定了叛逆罪，使人已无抗辩的余地。

8.1578年前后，年轻的皇帝对张居正的信任达到最高点。这种罕见的情谊在张居正离京以前的一次君臣谈话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张先生启奏说，他前番的被攻击，原因在于一心为朝廷办事，不顾其他，以致怨谤交集；万历则表示他非常明白，张先生的忠忱的确上薄云天。说完以后，君臣感极而泣。张居正回籍葬父，这三个月的睽违离别，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所以更显得特别长久。待至元辅返京，万历在欣慰之余，更增加了对张先生的倚重

   因此，在后来得知老师的另一面是如此黑暗，他的心灵才会受到如此大的冲激，张居正为他抱负与理想的消灭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张居正离世后，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慢慢陷入一个“宪法危机”之中。反张行动的进行，渴望不再优柔寡断，希望能够自己做决定的万历，在群臣的推动下最终让朝廷几乎摆脱了张居正的影子，然而他发现：

他摆脱了张、冯之后所得到的自主之权仍然受到种种约束，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他逐渐明白，倒掉张居正，真正的受益者并不是他自己。

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维为绝对的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他的感情更需作绝对的抑制。 

这样的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 

他依然无法成为最终的决策者。他希望立所宠爱的郑贵妃的儿子常洵为太子，但文官不允许废黄长子常洛改立幼子，意识到争执无法解决，万历选择另一种态度面对

皇帝决心以顽强的意志和臣僚们作持久的对抗，臣僚不让他立常洵为太子，他也不立常洛为太子，甚至不让常洛举行冠礼以便向翰林院的官员就读。

这一争执长达十年之久，万历明白了每个人都存在阴阳两面，既有道德伦理，也有私心贪欲。最终迫于压力的屈服，常洵被封为福王到河南之国，这一事深深伤害了万历，也在他心中充斥了对文官抵抗，之后，他再也不愿意做任何事使他的文官满意，又持续二十年。

他消极怠工，声称“无为而治”，官员愤而请求离职，对于辞呈万历不管不问，对许多事置之不理，照常批阅奏章，举行考试，不参加典礼，却在用一些更无聊的方法诸如投掷银钱消磨时光。

这种细碎的事情表现了一个喜欢活动的人物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作出积极的创造。皇帝的这种苦闷乃是历史的悲剧。

御宇48年，万历离开了人世。

万历所巡视的为自己预筑的陵墓动土于1584年的夏季。[插图]这项巨大的工程微妙地体现了把皇帝不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把他当作一种机构的看法。万历皇帝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但并不缺乏清醒和机灵的头脑，然而他竟欣然接受了这种精神上的活埋。

在这最后的几十年中，就文官的两面性格，他没有很好的处理文官集团的平衡，已经造成了文官不可收拾的损伤。

二、  张居正

    如何评价张居正呢？不得不承认的是张居正的影响圈很广。

    就才能而言，他是智慧的象征，有政治才能，其“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就地位而言，他是内阁大学士，被尊称为“元辅张先生”，作为皇帝的老师，教导万历从幼年到成年；他偶感腹疼，皇帝要亲手调制椒汤面给先生食用，太后对其言听计从。在他需要丁忧之时，万历会大为不安，恳请慰留。去世前被加封以太师衔，这是文臣中至高无上的官衔，在本朝二百年的历史中从未有人在生前得到这个荣誉。。

    就作为而言，万历即位后第一个十年，本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北方“掳患”不再发生，东南的倭患绝迹，国库日见充实，要归功于张居正。

    就权力而言，皇帝的五个主讲老师，全由他一手任命，皇帝教科书也由他编写，张居正在人事任免上起着实际的决定作用。该时期下，内阁大学士在某种程度上行使了丞相的职权。

    但人物总难免存在多面性格，以上种种，再加上皇帝身边的司礼太监冯保与其关系密切，为张居正本人带来了攻击与祸患。张居正理事期间，便有人上书攻击，上书者被万历严惩，大学士则表示了宽容，然而万历没有想到的是：

凡是他所不满的人，已经用不着他亲自出面而自有其他的内外官员对此人投井下石，以此来讨好首辅。果然，在几年之后，万历皇帝获悉当日免受杖刑的这位官员，竟在流放的地方死去，其死情极端可疑。

    张居正大胆作为，但是有时不肯让步，且其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在文官看来，他的措施放弃了先贤的宗旨，急功好利，企图以世俗的行政效率来代替伟大的精神。他仍按照过去的眼光把文官集团当做行政工具，对最孚众望的人不加尊敬，使得自己陷于孤立。他为文官所痛恨：

原因在于他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

    在张居正死后，一方面政治上皇帝希望朝廷摆脱张居正的影响，另一方面反张派或出于利益或出于个人情感开始行动。他们揭发事实，制造舆论，使得张居正的形象逐渐变得虚伪和毒辣：

    1582年年底，张居正去世仅仅半年，他已经被盖棺论定，罪状有欺君毒民、接受贿赂、卖官鬻爵、任用私人、放纵奴仆凌辱缙绅，等等，归结到最后，就是结党营私，妄图把持朝廷大权，居心叵测云云。

    万历听闻他所尊敬的张先生私生活极其奢侈，却又满口节俭。这些年来，自己身居九五至尊却被限制到没有钱赏赐宫女，外祖父因为收入不足被迫揽纳公家物品而被当众申饬，万历皇帝的情绪陷于紊乱。

1583年春，适逢三年一度的会试。按照传统，皇帝以自己的名义亲自主持殿试，策文的题目长达五百字。他询问这些与试举人，为什么他越想励精图治，但后果却是官僚的更加腐化和法令的更加松懈？这原因，是在于他缺乏仁民爱物的精神，还是在于他的优柔寡断？毫无疑问，这样尖锐的试题，如果不是出于皇帝自己的指示，臣下是决不敢擅拟的（很让人心痛）

    清算张居正的运动持续进行，与他相关的人物都受到了影响，因他得罪的官员一律复用，不论是否应被处罚。与之交好的太监冯保也被检举，终被软禁。

    起初皇帝对于张居正的情感十分复杂，一面是他令人唾弃的两面作为，一面是他对自己如此多年来的教导与帮助，因有朱批：侍朕冲龄，有十年辅理之功，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两年后基于种种原因，包括郑氏与皇太后的影响，加之以几件事情对张与冯的揭露，皇帝心绪改变，又有揭露关于张居正的野心，最终万历褫夺了张居正三个儿子的官职，撤销了张本人的太师头衔，被抄没家财

其他摘抄：

1.张居正出于孝思，继续提出第二次和第三次申请，但都没有被批准。最后一次的批示上，皇帝还说明慰留张先生是出于太后的懿旨。这些文书从文渊阁到宫内来回传递，距离不过一千米内外，但是有意思的是不论是奏章或者朱批还都要送到午门的六科廊房发抄，使大小官员得以阅读原文，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张居正需要丁忧，皇帝想留下张先生，上述的行为值得琢磨，但官员并不全然相信张先生的诚意）

三、 申时行

    申时行是继张居正后，各种机缘巧合而担任的首辅。他们的性格与所作所为几乎全然不同，这个职位对申时行而言，意味着责任与困难。他是一个富有现实感的人，为人温和谦让。对于本朝以文官为重的政治，他依据自身的博阅与经验分析，有着深刻的见解：

    他的老成来自长期处理各种人事经验；这种经验，使他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

    所以说来说去，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此亦即鼓舞士气，发挥精神上的力量。

  要影响全体文官，申时行必须首先提供自己的诚意。他宁可被目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他坚持他调济折衷的原则。他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张居正的精明练达，竟忽视了这样基本而简单的事实。

  申时行不是理想家，他深知人类的弱点不能完全避免。张居正一案已成过去，他现在的任务是要竭诚帮助年轻的皇帝治理国家大事，当务之急是增加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其暴露各人的阴，毋宁提倡他们的阳。 

    申时行认为张居正的根本错误在于：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做必要的让步。因此借鉴张居正的一生所犯下的错误，以及申时行本人对时政的分析，他决心做和事佬。这样与张居正大胆作为完全相反的个性，（张居正以整饬纪律自居，申时行用恕道待人）太过妥协，只顾目前适用，放弃原则，他在得到某些文官尊重的同时也被一些人批评“首尾两端”。

即将立储之时，文官和皇帝处于僵持的形式中。万历希望立爱妃郑氏的儿子常洵为太子，但皇太子常洛已然到了九岁，应当出阁讲学，但这一事情又是作为太子方能做的，文官集团强烈上书立常洛为太子，他们向大学士施加压力以期望大学士们可以劝说皇帝，大学士们以无能为力而希望离职，最终没有被允许。

但是，此时已经有官员认为申时行被皇帝利诱而凭借个人声望引导官员拥护常洵，加之后来万历拟授予申时行太师衔，即使是张居正，也只在临终前才得到了这样的荣誉。而申时行对于这样的厚爱以及后来万历提议赐予他以伯爵的俸禄惶恐不已，坚决辞谢。这些事情引起了一些官员的妒忌，一地方官不远万里来上述参劾首辅以警告他：虽得信任，文官仍旧可以动摇你的地位。

在皇帝又借事推脱曾承诺的立储一题时，官员皆十分愤怒联名上书，由内阁大学士拟文，申时行此时处于病中，但作为首辅，他仍旧由起领衔作用。这一大规模抗议令皇帝震怒，申时行立刻告知皇帝他事先并不知道此事，皇帝便欣慰中感谢其忠心。然而这一封回信却被二辅许国截获公布，一时间申时行成为官员的叛徒与敌对，言“遁其辞以卖友，秘其语以误君。”

申时行深知自己再无法获得同僚的信任，一直以来以安抚与妥协为解决方法，以平衡与两全为期望，最终落得如此下场，他也清楚，此时唯一的出路便是递上辞呈。

四、文官集团

在本朝的地位与其鲜明的“两面性格”

今天的文官却早已成熟，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 

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 

弘治皇帝愈是谦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们就愈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

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

这种局面不打破，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诩；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阴与阳的距离越来越远，找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折衷办法也越来越困难。

有的人出身寒微，把做官看作发财致富的机会；有的人家境丰饶，用不着靠做官的收入维持生活，自然就不会同意和允许其他人这样做。“四书”中的原则，有的人仅仅视为具文，拿来做职业上的口头禅，有些人却一丝不苟，身体力行。另外有一些人彷徨于上述两者之间；也有一些人由于人事的牵涉参与了对立的阵营。

本朝历史上最严格的数次考察，曾使两千多文官停职降级。在当政者来说，没有这样的办法，朝廷上就无法去旧迎新；在被考核的文官来说，这样大批的斥退的确令人寒心，于是他们更要互相照顾，以作为保护安全的必要手段。（本朝文官权重与小群体的出现都基于许多不为明面所见的原因）  

有些文官熟读诗书，深知百世流芳之说。他们可以找到一个题目，宁可在御前犯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名扬史册。这样的做法，说明了忠臣烈士的名誉，确乎是一种高贵的商品。（依旧关于文官，我读到这里很惊讶，也许是自幼的文化灌输，会让他们情愿留下名誉抛去性命，之前我认为这样的想法很偏激，因为只有活着才有能力改变，况且其现在的成就很有可能是一家人的辛苦付出。但是后来看《觉醒年代》中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对话，有关闹钟与火山，让我改变了这一想法，假如他们的上书或抨击是正确的，也许如此这般的激烈做法确实可以唤醒一部分人，改变一部分人的想法） 

但是他的好心肠并没有使所有的廷臣感激，有一位翰林院修撰因为没有机会在泥水中挣扎以表示对皇室的忠诚，就在事后写了一封奏折，引用孔子孟子的教训和皇帝辩论孝道。这篇奏折立即传开，执笔者舒芬乃得以名扬史册。

他们鞠躬尽瘁，理应得到物质上的酬报，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此时都成泡影，使他们的毕生心力付之东流。再者，他又把伦理道德看作虚伪的装饰，自然就不在这方面用功夫。很多把孔孟之道奉为天经地义的文官，至此也觉得他们的一片丹心已经成了毫无意义的愚忠。 

表面上的宁静通常是虚幻的。文官集团缺乏应有的和衷共济，反而集中了无数的利害冲突，形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 

其他

1.秉笔太监

    这个官职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出现的原因是：皇帝每日需要阅读的奏章过多，奏章冗长且表述逻辑不清，其还夹杂了许多专业名词，此时就需要五六名司礼监中的太监作为“秉笔太监”，负责简明奏本，口头汇报，呈给皇帝阅读。

    皇帝阅读后的奏章，通常要送到内阁大学士票拟批答。

从道理上说，皇帝可以把大学士的票拟全部推翻而自拟批答。但这并不是常见的现象，因为这种做法表示了他对大学士的不信任，后者在众目睽睽之下会被迫辞职。按本朝的传统原则，为了保持政局的稳定，如果没有特殊事故，大学士决不轻易撤调，所以上述情况是必须尽量加以避免的。一个精明的皇帝能够做到让大学士的票拟永远体现自己的意图而不发生争执，这种微妙的关系又少不了秉笔太监的从中协调。

仅凭皇帝的宠信，目不识丁的宦官被擢升为御前的司礼太监，在本朝的历史上虽非绝无仅有，但也屈指可数

    秉笔太监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聪明的宦官受到的教育和世家子弟几乎没有不同，特别优秀的秉笔太监其文字水平可以修饰出于大学士之手的文章辞藻，他们的威风权势超过了六部尚书。但是这种权势又被另一项规定所限制：

但是这种显赫的威权又为另一项规定所限制：他们不能走出皇城，他们与文官永远隔绝，其任免决定于皇帝一个人的意志，他们也只对皇帝直接负责。

2.关于本朝的政治

①科举制度：一个读书人如果不入仕途，则极少有机会表现他的特长，发挥他的创造能力；也极少有机会带给一家、一族以荣誉。所以一个人的进学中举，表面上似乎只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则父祖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妻的茹苦含辛，经常是这些成功的背景。

②因之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关于这一点，我联想到现在我国的政策，许多人对某些规定嗤之以鼻，认为完全有更好的办法，甚至认为国家的人是干什么的，政策的制定如此不合理公平，但是我想，国家选择的人一定不会太差，大多数都为精英，我们所想到的方法很有可能是他们已经思考到的，只是分析评判后选择了优势最大的，但政策很难全面，我们所希望的政策可能存在巨大隐患，而我们无法考虑到罢了）

个人感悟：

1. “皇帝的情谊不同于世俗，它不具有世俗友谊的那种由于互相关怀而产生的永久性。”

2.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诸如一句经书的解释，一种谐音的讽刺，一张不署名传单的内容，一个考题的不当等等。有时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个冤案，参劾一个不知名小官的家庭琐事，或者以论水利和研究马尾巴发难引出本题。利用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众注意，引起文官参加，假以时日，使小事积累而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而成为整个道德问题。

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都已看透，他们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大风暴的来临。

3.治政上，有所成就的人难免会损害部分人的利益，当其倒台时，成就不复存在，任何微小的言行都会被大肆恶意猜测

4.“不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必将无法使国家政治清明，这也是本朝失败的重大原因。

还有三个人，晚点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