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美妙在于，这里是一座偌大的城堡，所有居民的命运彼此交叉——你遇得见谁，又匆匆走过怎样的景，都是有趣且值得期待的妙事。但当今天，“遇见”这个词却又有了更多的含义——人们不仅可以实实在在地体验自己的命运之路，还可以在电视或是网络上，围观他人的喜怒哀乐。而遇见一个人也变得容易——摇一摇手机，惊喜无处不在。
所以这是最好的时代吗？人们忙着体验，摇晃手机、堆砌弹幕，用碎片化的奇遇塞满整个人生，看起来一切都忙碌且美好——可是实际的“相遇”却凭空消失了——你有多久没整理自己和生活，去思考，去遇见下一个更有趣的可能了呢？
《娱乐至死》是一本经典到无以复加的传播学著作。初版于1985年问世，刚好是万众瞩目的“1984”之后一年。现代社会的人们是怎样一步步失去自由的呢？奥威尔的观点显然更让人喜欢，毕竟他的故事里有一个霸道无理的凶手——所有的责任都可以有人承担。相较之下，另一位高瞻远瞩的作者赫胥黎，却在《美丽新世界》里，把矛头对准了牢笼里的人自己。人不过是作茧自缚，“我们终将毁于自己热爱的东西”。
在波兹曼的年代，人们的热爱是电视。信息传播手段的改变总是意在进步的，但进步的同时也会伴随着代价。电视比之前任何信息终端都要更直接快捷——直接到人们的头脑不必再“转弯”，快捷到一切都仿佛尽在掌握——关于电视里的“世界”。
这就是《娱乐至死》的核心所在了。信息传递的方式，终将改变人的思维方式。一个习惯于读图的人很难对大段的文字有充分把握，而一个总是在用即时通讯软件“与世界沟通”的家伙，他恐怕会因为要做连贯的思考而为难——如果不小心冒犯了您，真的对不起。
所以在“娱乐至死”的图景之下，波兹曼的担忧，是基于“社会发展”可能出现断裂的基础上的，断裂的原因正是人们不再思考。“历史已经证明，文化不会因为假信息和错误观点而灭亡……（但）一个自认可以在22分钟里评价整个世界的文化并不能证明自己有生存的能力”。电视时代的“文化”是“快餐”，电脑时代的则是“碎片”——在网络的世界里当然也有“整块”的东西，可人们更乐于看到的，还是它们被浅薄的模样。发明家的任务是创造一个懒人的世界，但文化的慵懒，最终导致的，是无可挽回的灾难——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可人类如果不思考，他们大概就只会没来由地哭和笑了。
因为这并不是来自于某种恶意的毁灭，所以才会格外让人忧心——有凶手才会有正义，可当“娱乐至死”成为一个时代的死因，那么没有人会是无辜的。文化的尴尬在于，它从来自己没有独立的存在。不论是印刷术时代还是其他什么时候，“低俗”都会拥有它的信徒——可普世的电脑文明打破了所有的门槛，来自低俗的满足，必将充盈大多数人不思考的虚空。
所以人到底还是背负原罪的。因为愚蠢，从不在人类偌大的城堡中离开。原本人们还要顾得体面，毕竟彼此还要相遇；但当自娱自乐可以满足一切，愚蠢也并不会成为什么麻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