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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是一部保存完好的上古编年史，记录从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479年）这二百多年间的周朝大事。在世界文明史的范围里，这本史书也属空前之作，再没有哪个民族保存有这么古老又完整还仍然凡人可读可懂而且史实基本可信的历史。因为这本史书，那段历时约二百五十年诸侯割据、硝烟弥漫、群星璀璨的历史也被后世称为“春秋”时代。
而事实上，《春秋》只是孔子的母国——鲁国——经年累积下来的一部由史官记录的史书。那时候，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两拨人马天天围着皇上转，写出来的东西还不给皇上看。大部分诸侯国的史书都叫《春秋》，因为重大的与王室相关的政事大多在春秋两季，所以就以春秋为史名。《鲁春秋》跟那个时代曾经繁荣过的几十上百个诸侯国的史书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经孔老爷子一“修”，就流传千古了，其他诸侯国的史书就没这福气，全部湮灭于历史尘埃中。所以，孔老爷子的“修”，学问就大了去了，这里面藏着那个时代思想的精髓，其蕴含力量之巨大，影响了后世中华文明两千年之久。
举个小小的例子。自从周室东迁洛阳，周虽然仍是名义上的中央，但周王国的国力却日渐衰退，比很多诸侯国还不如，周天子的尊严不足道哉。春秋霸主晋文公重耳让周天子来见个面，周天子就乖乖地来见面，但孔老爷子说了：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于是在《春秋》里我们看到的是“天王狩于河阳”，意思是说周天子不是跑到河阳被晋文公召见，而是去河阳打猎正好见到了晋文公。这下不但周天子的面子就保住了，知道故事真相的人也就明白原来重耳这么做不对，不是好人行径。于是，孟子说孔老爷子作了《春秋》，乱臣贼子就都害怕了。于是，后世有了“春秋笔法”之说。
在这个意义上说，《春秋》已经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果没有同时代其他的史料，我们今天看到“天王狩于河阳”，谁会猜到周天子其实不是去打猎而是去被召见呢？
幸好有一部《左传》，为《春秋》标记了详细的注脚。如果把《春秋》比做央视新闻联播或人民日报，《左传》就应该算是外电台的新闻或网络媒体，透过《左传》，后人才能知道某年某月某日某国某党胜利闭幕的某会所产生的某光芒万丈的理论思想的背后鲜活生动的政治故事。
《左传》，又名《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春秋内传》，传说是春秋末期鲁国史官左丘明以孔子修撰的《春秋》为主要记事大纲添加以更详实的史料所作。左丘明与孔子同时代，在《论语》中，孔子也提到过左丘明，并表达了惺惺相惜之情。但如果以此推，再思及古代著书的困难，如此大部头的《左传》就不太可能出于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之手，很可能是后人根据左丘明记录的史料结合孔子的《春秋》重新整理而成，而编者不敢专美，仍借左氏之名。总之，一般认为《左传》的成书在战国初年，至于作者到底是谁，大概只有考据学家会在乎,甚而至于在史学家中这部书的真伪还有很多未决的争论。而我们一般读者，尽可以抛开这些严肃的学术纷争，自在地享受它以优美洗炼的文笔所展开的气势恢弘的历史画卷。
好了，正经的扯完了，下期【偏心娘养熊孩子的故事】更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