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读《变形记》，特意提前拜读了叶廷芳先生的《卡夫卡的人格结构（代序）》，对他以及他的作品有了一个大致的总体认知。其中提到《变形记》，也只寥寥数笔，几语带过，但是这无疑已给我很大的帮助，特别是理解文章的中心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篇代序，主要不是对作品进行评价，而是旨在分析卡夫卡的人格和性格。正是他性格的矛盾性和人格的复杂性，才成就了他的作品；也正是由于他思想的超前性，而不被他所处的时代认可。
《变形记》作为卡夫卡前期创作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之一（另一个是《判决》），的确很值得推敲。
一个失落身份的精神漂泊者
卡夫卡的内心是“庞大”的，家庭的不和睦，致使他具有“冰冷的内心”。父亲是商人，脾气暴躁，专制武断，动辄打骂；冷酷无情，见钱眼开，漠不关心。母亲太温顺善良，关心子女却更懂得服从丈夫，这让卡夫卡陷入一种难堪的、苦闷的境地，所幸他还有个相亲相爱的妹妹，倒不至于把他和他的家人完全隔开——心与心的隔离。这种家庭关系在《变形记》中有充分体现。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也有个完整的家，父亲、母亲和妹妹，在他变形之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正如他所在家庭的关系一样，父亲是“恶狠狠地捏紧拳头，仿佛要将格里高尔打回房间里去似的”，母亲是伤心而畏怯，妹妹开始是殷勤而体贴的，这都是他的现实家庭的翻版。
一个“误入世界”的孤独者
“在人世间感受不到人类共同生活所应有的温暖，这便让他想到动物”，叶廷芳先生说，“当卡夫卡不得不用动物来比较人的冷漠本质的时候，他的悲凉是彻骨的。”正因如此，《变形记》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突然蜕变成一只大甲虫，也就不足为奇了。格里高尔无疑是悲惨的，他“突然变成甲虫，丢了饭碗，遂逐渐被家人和邻里厌弃，无情而默默地被放逐出了人的世界，过着虫豸的生活，很快就在寂寞和孤独中悄然死去。”叶廷芳先生说得鞭辟入里、一矢中的，我读时也很能感受到格里高尔那种孤苦和寂寞，只感到一阵紧似一阵的悲凉，一声沉逾一声的叹息，压着这颗心也愈沉愈凉。
一个具有“审父”精神的批判者
卡夫卡和他父亲的关系是不融洽的，这在他的作品中也能觅得一些踪迹。“《变形记》、《判决》、《同炉》都是他同父威作斗争的产物，它们涉及的都是父子冲突的主题”，在《变形记》中，这种主题的体现“是从维护资产阶级的伦理原则出发的。”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之后，他父亲就表现出“不可遏制的恼怒”，后来朝儿子扔苹果，其中一个砸中格里高尔，苹果陷进背里，没有一个人替他拿出来，这导致了他的致命伤，最后不得不死去。“在资产阶级家庭内部，一个成年家庭成员一旦失去劳动能力，从而与家庭断绝了经济关系，那么他就成为这个家庭的累赘和多余人，直至引起这个家庭的厌烦，盼望他早死。”毫无疑问，格里高尔就是这样的人，就是经历这一切的人。他变成甲虫，不能去上班，没有经济收入，不能养活家人，家人只得自己出去找活来维持生计。于是，他变成了累赘，家庭成员渐渐将他忽略，连他的妹妹也不例外，大家都厌弃他了罢？最后他的死引起的家人成员的漠然反应也就不难理解了。本来大家就都盼着他死，所以他死之后，大家不但不感到悲伤，反而觉得轻松和解脱。这不是变态，也不能说他们太无情，他们是被那个时代教化出来的时代产物。我们不能完全用现代的价值尺度和伦理观念去评判那个时代的人和事。
一个对人对己对事对物的负罪者
“在卡夫卡的世界中，负罪感就像他的恐惧感一样，几乎无处不在，而且同样引人注目又令人费解。”他的“这种负罪意识必然在他的作品中打下深刻的烙印。”《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因自己变成甲虫不能去工作不能为家庭提供经济来源并使家人陷入恐慌而自责负疚，此时他宁愿自己受伤受罪受痛受苦，也不要家人为他担心（实际上家人未必会担心），比如他宁愿让苹果烂在身体里也不请求家人帮助，家人忽略他时他宁愿饿死也不乞求家人施舍。他的负罪感，他的自责，也是导致他毁灭的一个原因。
一个不接受世界的异乡人
“‘异化’这个概念，在西方现代哲学中广受重视，也引起现代主义文学的普遍兴趣。”卡夫卡无疑是将“异化”发挥到极致的高手之一。“异化”有人理解为“人不接受世界，或世界不接受他。”《变形记》中，“主人公被‘异化’出人的世界以后，他自己的人性越来越少，而‘虫性’则日益增加，以致全然忘了自己的悲苦，倒挂在天花板上，荡来荡去，自得其乐起来。”他倒自得其乐，没有了人类的喜怒哀乐（也许有，却也没有那么强烈了），留给读者的呢？看到他此刻模样，该是忍不住潸然泪下了罢？
纵观全文，卡夫卡通过《变形记》，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即“假如我一旦遭遇道格里高尔那样的不幸，就连最爱我的小妹妹最后也会厌弃我的。”也就是说，他把“人与人之间任何一点可以沟通的可能性都勾掉了。”这是怎样的一个悲观凄惨啊！但我们设身处地地替他想一想罢！如果我们是他，这种悲观这种绝望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罢！
不过，虽然在引导下读完，还是有许多疑问，譬如：在《变形记》中，每个人都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很具有代表性，如主人公的家庭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家庭，他本人则可以代表资产阶级下的广大劳动人民的一员，公司的秘书主任无疑是资产阶级的剥削者，而他的父母和妹妹则是这个制度下的温顺良民，那三个房客代表什么呢？还有，我本来认为他的妹妹是新生力量，但她不是，至少卡夫卡没让她有机会成为那样的人，卡夫卡是否觉得这个世界简直无可救药，即使是新生体也逃脱不了资产阶级的桎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