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个人的时候，并不只是看到这个人，而是其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同样的东西可以引申到迁移这么一个词里面，迁移不一定仅仅只是代表着所居地方的改变或者是变迁，他可能代表着一种礼俗的延续甚至是一种对继续生活的向往和渴望。
平原地理，内外联系的便捷和人群对外相互频繁的流动交往这个里面，会使得人们开始要去不断地整合与外界的各种差异，去适应起这个地理环境。
山区的情况，会导致人和土地的矛盾随时间的变迁而被激化，导致不得不再一次的举族迁移时，在这种看不见的紧张环境下生存，原有的礼俗关系就会受到极大的挑战。
这种地理环境的出现，会使得迁移人群的观念和基本素质上巨大差异性。
客家人的情况是属于后者，居于山区盆地间的一个移民，是一个不断迁移的民族，即为客，客居。试想，举族，举家的迁移，这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在这里面非常值得称赞的是，他们的这种解决问题的勇气，在穷途末路下依旧对美好生活抱有的向往，比起这些，他们是一群具有强烈开拓精神和执着信念，具有强大民族的凝聚力和果敢的执行力。一个民族所带出来的气节真的能毫无保留的强加在每一个人身上吗？不一定是可行的。（民族气节是从何而来，是所谓的自我认同感还是已经作为客观事实被接受）。
客家人，在原先居住的山区盆地之后，当再次迁移时，选择的还是山区盆地地形之后，即使是从本来的北方转到了后来的南方之后也是一样。当他们所到的百越之地本身，缺乏一种强大的地域礼俗的统治力和渗透力的时候，居于山区和盆地的小环境生活也相对闭塞，这样的都会给礼俗的延续提供了一种必要的基础。一个限制他们生活的因素在这里反倒是成为一个他们文化的延续的主要基础所在。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也必须是迁移群体本身对于礼俗的认同程度。“宁丢祖宗田，不丢祖宗言”的态度，展现出的是一种对礼俗根深蒂固的不弃，原来客家人在生存之外还会有更高的需求。有如江南私园一般，造，不仅仅是因为用，而是一种由赏物的真自然到表物的真自然，再到一种表心的虚自然的一种递进关系。这和后来客家人独特的脱于主流的建造有关系，围龙屋。在以往来说，对礼俗的密切关照无疑是一种最为健康和持久的生存方式，随着生存和礼俗的相互促进相互发展，随着岁月的不断沉淀，这些都会带给客家人一种非常明显的身份标志，一种很难被外界所撼动的标志。不难去说明，客家人是汉族中独特的游牧民族，这个一直以来都被生存所困扰的，也一直都没有很富裕的，一直不断迁移的汉族人群。这是一个拥有强大的礼俗信念的，游离于汉族主流发展体系边缘的，在夹缝中生存的汉族人群。
再观，汉人其实一种由北道南的迁移过程是宗族体系不断得到加强和凝聚的过程，这也是东南地区较于北方地区宗族体系更加明显和集中的一个原因。（之后被点明了一点：家族这个词在除东南地区以外的罕见性）。原因是为甚，
地缘脉络给不同宗族间的相互联系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并可能形成强大的同盟，对血缘脉络的认同让人们相互间的信任和协作关系能够比较容易地建立起来，对家族血脉繁衍不息的重视也更能让族人们相互间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也似乎，唯有族的庇护才能在艰险和陌生的迁移路途中让族人得到前行的动力和些许温暖。由于历史原因，导致迁移的人口过多的时候，这种局面又会导致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再出现后，先居者和后居者的矛盾被激化，导致对土地、林场的争斗和直接掠夺式的侵占，当仅依靠一人一家之力已经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向宗族体系的靠拢并以族的背景和面目去解决问题的现象成为了一种必然，所以在这个方面，宗族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在词进一步被强化。但是，这种情况出现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在宗族内部，全然依靠于土地来谋求生活来源的农民们多是生活在同一个相当简朴的水平线上，在族人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收入差别和阶层分化。族人们日常的劳作也多是依靠族人间的相互协作来完成。土地的先天稀缺和有限的生活条件以及多家族的过度依赖也限制了族人向小家庭式私密空间发展的可能。这种方式发展的结果是宗族内部小家庭的概念被弱化到极限而大家族的思想被放大到极限。这最终让客家人形成庞大的聚族而居生活方式。集中，集中，再集中，无论是生存、礼俗还是族系。
通常，客家人的这些大型的聚居复合体被统称为客家围屋。它们的空间和形制往往是由纯粹的几何形体的叠加和组合所形成。在造型上因不会有装饰的存在所以更显其体块上的纯粹性和独立性。至于说到庞大，是因为这样一个独立建筑体的规模往往可以达到一个村落人口的数量等级。围屋一般由两部分组成，处于围屋中心的厅堂和宗祠占据了围屋中最核心的位置，而紧紧包围在厅堂和宗祠周围的集体宿舍式的居住单元构成其外围空间。从这种向心程度上讲，从居住的条件和空间位置上讲，围屋更应该是一个具有宗祠气质的庙堂而不是一个纯粹的居住体。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客家围屋的价值绝不在于寻找建造的精致花活，不在于寻找空间的惬意和审美情趣上的诗情画意，不在于弘扬文明的高级程度，更不在于好奇心下的探秘。因为这里生存资源并不丰富，人们的生活也谈不上富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不会具备太多的闲情逸致和时间对礼俗在建造上进行更深入的、更细腻的艺术化挖掘和表达。和其他东南地区的居民相比，围屋建造师生存的艰辛现状和原有礼俗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其反映的是本能状况下的本真，也是一种无奈。通过对围屋的观察，能够发现在一个紧张感不同的生存环境中，通常意义上的礼俗退缩到和简化到一个怎样的程度，这种紧张又进而逼迫出礼俗中怎样的核心内容出来；在这个庞大的集体主义的围屋中，个人的需求和隐私及价值体现被逼迫到一个怎样的极限；在人的生存，在人因生存需求下的建造和自然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联。围屋道出的即是人、礼俗、自然、建造间的本质内容而不是其他。所以游走围屋中发现的不会是表象上的审美满足而是知其前因后果所察觉出的本真中的朴实、可爱、单纯和浪漫。另外，围屋的形制很难确定是客家人完全自创的建造体系，其中许多基本的模式也同样受到其他地区如潮汕平原建造方式的直接影响，并且，这一切都是在长期复杂的社会演变中逐渐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