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刚搬到龙潭湖附近时，听说这里就是老舍的“龙须沟”，曾经蚊蝇成群、污水横流，父亲皱起眉头，乔迁不久，即开始画水粉画：一艘白帆，漂浮在蔚蓝色的海面上；我想模仿大人，不擅画画，就从挂历剪下一幅风景照贴在床头：幽绿色的湖面，三两青年划着小船，面含微笑，远处游弋着天鹅、野鸭。也许，两代人心底都希望这全然没有辽金故都底蕴的人工湖，有朝一日，可以变成一条流淌着文化、雅趣、古韵乃至幸福的“龙潭湖”。直到搬离龙潭湖，父亲的这幅水粉画依旧挂在客厅。多年后，在异国美术馆展厅，看到一幅油画：碧绿碧绿的池水闪闪发光，远处树影婆娑，这虽是卡耶博特画的距离巴黎不远的耶尔的一条小河，却令我格外熟悉，竟想到了童年时的龙潭湖。
龙潭湖，东临护城河，西接左安门内大街，其实，与龙须沟尚有距离。这里古代是农田、坟茔、砖窑，明嘉靖年间，据说是异乡进京的贫民死后无法运回原籍的落葬处。新中国，梁思成先生因此处与龙须沟形成首尾而命名“龙潭湖”。
附近中学、医院皆有以“龙潭”命名的，也都是为平民服务，非常普通。特别是那座现如今改了称谓的二级医院，当年叫“龙潭医院”。小时候，发烧生病，都会被家人送到这里，每每踏上咯吱作响的木地板，心里虽忐忑，却有种心安的感觉。这里没有大医院乌泱泱的人流，医生多为老爷爷、老奶奶，讲话不紧不慢，还答应开好吃的小药，果真，服了药，一觉醒来，病恹恹的难受感就消失了。“龙潭中学”，更是让我羡慕，没有重点学校老师的严厉管束，学生好自由，下了学，集体冲到龙潭湖，打牌喝“北冰洋”。
龙潭湖附近有所重点小学，倒是没有以龙潭命名，叫“光明小学”，我也曾在这里上学。小学时，每个秋冬季的体育课大都在这里上。体育老师领着孩子们，踏着落叶，边走边聊未来的职业梦想。记得，一个小个子女孩，小小圆圆的眼睛，留着齐耳短发，笑起来一侧有个酒窝，说想当保镖。不知是否与公园东侧建的两尊烈士雕像（高云涛、田继跃）传递的英雄信念有关，她误以为保镖是救人的职业，认定那才是最崇高的行业。那年，惠特尼·休斯顿主演的《保镖》还没有上映。
小学毕业那年暑假，有位阿姨敲开我家门，隔着纱帘，喊我母亲的小名，我怔怔地望着她，她站在门口，浑身湿漉漉的。母亲闻声从里屋奔出来，惊呼，是她的大学同学，退休了，大老远从上海来。原来，她领着小孙子先去逛了龙潭湖，在石凳边和人抢着照相，不小心，被挤进湖里，眼镜也没了。完全不会游泳的她在水里，两手向上一伸，一放松，竟然浮出了水面，被众人拉了上来。阿姨在我家小住了一星期，我喜欢听她聊母亲年轻时的故事。已有逆反心理，不服管教的我，不时插两句嘴：“我妈那时候真的学习成绩那么好？我妈是不是考试前才临时抱佛脚？除了念书，她还喜欢什么？我妈特别爱看电影，她是不是想去考演员，她有明星梦么？”
第二年，龙潭湖内的老头山被修葺，那位阿姨掉下去的地方建成了座天然石山，门口有石门、月亮门、龙形石雕、龙字碑林，边上一圈竹林，竹林与浅浅的潭水间是层层错落的青黄苇子的芦苇荡，里面围着一张张石桌。我们上初中了，开始有了学习的样子，下学后，在石桌上摊开书本，就着清风，伴着蜂蜂蝶蝶、燕燕莺莺，混杂着尘土的青草气息，几个好姐妹装模作样地，学着高三哥哥姐姐的样子，手执一卷，摊开作业本，写作文、做数学。不时，眼观六路，却见高年级姐姐身着白色连衣裙，纤腰被肤色黧黑却冷峻的高个男孩搂着，出没在芦苇蒿子后的石阶上。我们几个同学成了时下流行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侦探，悄没声息地跟踪、监视、分析他们的动态。
不久，我这个“侦探”发觉另一个“侦探”变得抑郁寡欢，一个下午，她拖着我旷课，来到龙潭湖，在湖心的亭子里，望着粼粼湖光，她流泪了。她哭起来，不是如我那样抽噎委屈掉眼泪，蒜头鼻子红肿，而是一种只在小说中读到的画面——动人的、哭泣的样子：她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挺直的鼻梁只在鼻翼处有一抹红，微风吹乱她额角的发丝，衬托着她细白瘦削的瓜子脸，双眼迷离地注视着湖水。原来，那个黑黑的高年级男孩追求她，究竟接受还是放弃？她陷入谜题。今天想来，兴许是她在自作多情，或者，一味任其发展，会演变为“钟情妄想”，精神分裂症。对于我这种痴痴地似懂非懂的倾听，对她是一种释放。
那以后，我俩成了最好的朋友，还参加了学校的美术班，已然忘却了“侦探”的任务。春日黄昏，我们背着画夹，到湖畔草地一块坡地，支起画架，像模像样地调起色板。她不仅长得俊俏，身体发育得玲珑有致，还有灵气，速写画得惟妙惟肖。我喜欢看她的侧影，木槿花丛边，远处嫩绿的垂柳及水上阁楼龙吟阁的倒影旁，她好似潇湘馆的林妹妹。不久，身边走过一些遛弯的人，不时朝我们的画架看看，一个身影驻留在她身边，是留着胡须的长发中年男人，听见他的声音，我吓得跳起来，叫了声“老师！”他是学校的美术老师，正用画笔在她的草稿上轻轻涂抹、修正，全然没理会我。
新学期，校园开始流行起弹吉他，我和几个同学背着琴到龙潭湖，坐在百龙亭，胡乱拨奏着和弦，唱《一条路》：“走过春天，走过四季……”
夏末初秋，几条小船“吱吱呀呀”地荡在湖面，划出条条涟漪，涟漪深处，只见一条漆面斑驳的铁船从芦苇丛中随风摇摆，不见行进。“天啊，瞧！”一个男生拎着琴，朝岸边跑，又捡起石块朝芦苇丛中砸去，边跑边骂：“破鞋！破鞋！”后来，才知道，那船上是美术老师和她。为了避免“同流合污”，我忘记了她把我当知己，给我带自己舍不得吃的萨其马，忘记了她曾为了维护我的尊严，一把推开贬损我的男孩，还有她为我做过的许多许多。那个学期，我选择了背叛友谊，远离了她。一年后，她进了普通的龙潭中学，我升入本校重点高中，就更没有交集了。
中秋节到了，我拉着外婆的手去龙潭湖参加侨联茶话会，一路上，我哼唱“友谊地久天长”、“阿里路亚”，外婆攥着我的手，一起哼唱。外祖父逝世后，外婆随我们迁居京城，她讲闽南语，一句普通话不会讲，我总忙着自己的青春期烦恼，很少陪她聊天。事实上，我只有在考试考砸，害怕母亲教训，才迅速将外婆当“避风港”，躲在她房间，再有，就是要零用钱，就会去找她。那天，沿着石子小路，五彩玻璃灯影影绰绰，像是给祖孙二人的歌声打着拍子。几年后，外婆在睡梦中离开，我收拾外婆留下的圣歌本，看到“友谊地久天长”、“阿里路亚”，赶紧合上封皮，担心泪珠滴落在已保存半个多世纪的纸张上。
再次唱起这首“友谊地久天长”是到了恋爱的年龄。踏入大学的中学同学一边忙着自己恋爱，一边忙着给单身的老同学介绍男女朋友。一行人坐在百龙亭的长廊上，做游戏，男生女生必须挨着坐，从第一个人往后传悄悄话，我前面的男孩学识渊博、英文流利，一句英文“我喜欢你”，这句话与雨后清新的微风一同撩入我耳中，羞红了满是青春疙瘩的脸。我一时语塞，被罚演节目，只好扯起嗓子唱了这首老歌。几个月后的圣诞舞会上，当我打扮停当，带着圣诞小礼物去的时候，却见那个学识渊博的男孩搂着漂亮高挑的女孩向我介绍。我才知晓，有些人的话不必当真。确实，如那首歌唱的，他和我仅仅是“友谊”而已。恍惚中，又想起初中时那个最好的朋友，开始怨恨自己的无知，甚至自私地想，她那么懂异性，真该让她好好帮我分析，究竟是为什么我喜欢的人不喜欢自己。
冬去春来，我和一个鼻梁挺直的帅小伙在龙潭湖公园门口的露天舞场跳“平四”。虽然，这是我们共同生活了27年间唯一一次跳舞，但却记忆深刻。如今，小伙子早成老大叔，还不忘笑我没有乐感，动作不协调。
接下来的日子，到了该做母亲的时候，和母亲一同在龙潭湖遛弯，感受沉重笨拙的身体如蚂蚁般的汗滴，畅想即将诞生的婴儿的模样，也理解了母亲当年的不易。这以后的二十几年，母女俩没有机会再一起逛过公园，更没有来过龙潭湖。二十多年过去了，当母亲在医院重症病榻上，弥留之际，我和她视频通话，让她看家里父亲画的那幅白帆水粉画，母亲唇齿间挤出几个字：“家在龙潭湖时，你爸画的……”
父亲完成这幅画后，已不再画画了。儿子四、五岁时，迷恋画虫子，央求姥爷给他的画修改、加工。那时，我家早已搬离龙潭湖，父亲答应，等天暖和了，带他去龙潭湖写生。不过直到儿子已长大去美国求学，也没有和父亲去过龙潭湖。不久前，儿子在大洋彼岸的大学晨跑，通过微信发来一张密歇根湖畔的野鸭成群的照片，下面打了一句话：
“像不像咱们小时候常去的龙潭湖？姥爷还答应去那画画呢……”
儿子小时候，奶奶倒是和我们去过龙潭湖，那几年，湖里添了好多野鸭、鸳鸯，儿子笑嘻嘻地，蹒跚着碎布朝湖边跑，奶奶疾步穿过亭子，追过去，没看见台阶，摔了一跤，爬起来，老太太不好意思地笑了。几年后，奶奶的眼疾厉害到了申领残疾证的程度。现在想来，当年，腿脚利索的奶奶怎么会不小心跌跤呢？兴许早有先兆，而我们都疏忽关照了。
现今，北京秋色正浓时，我真有些惦记龙潭湖畔的垂柳、黄杨、木槿、栓皮栎、罗汉松、杨白蜡……二十多年过去了，不知道它们今秋的模样，就像去见二十多年未谋面的老同学，我不觉心潮涌动，为了遮掩年龄，化了淡妆，还换上了灰紫色细格薄呢大衣，考究地搭上同色系的藕粉色裤子、跑步鞋，耳机里循环播放着陈彼得的《一条路》。
忆起不久前聚会知道的昔日同学近况：当年一心想当保镖的女孩长大后成了名副其实的家庭主妇，相夫教子，保养得珠圆玉润，小圆眼旁连鱼尾纹都没有；那个爱骂人的男孩子一个人去沪打拼，成了大型游乐公司的副总裁；热心、聪慧、刻苦的女孩去美国留学，成了北加拿大银行的高管；单纯、活泼、美丽的女孩开了家艺术传媒公司，生活优渥。而那个我背叛过的女孩虽事业有成，却不知什么缘由，在一个本应家人团圆的假日周末黄昏，从她家阳台纵身一跃……
如今，这个园子虽精修变迁，较于琼楼玉宇古迹众多的京城，仍谈不上什么古园、名园，但于我而言，它似乎有种宿命的味道。史铁生在《我与地坛》里写道：“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不能想，却又不能忘……”我独自一人穿过年少时经过的亭子、石桌，忆起当年过往。龙潭，我也有很多事、很多感受没有提及，不是我忘了，那些事、那些感受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不能想，更不能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