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想写一篇曾经在文化宫学习的文章，却一直懒于动手。某天看了文友王耀川老师发表在 “今日头条” 的一篇写提督街文化宫的文章，一下被文章里那张文化宫大门的图片所吸引。让我再次想起了曾经在文化宫学习的往事并决定写出来，以此来怀念年轻时曾经对知识渴望的心路历程。
那是一九八七年的八月，我们厂刚由城里的西安中路三巷那三亩地面积的老厂，搬迁到沙河堡八亩地的新厂不到一年。由于我们厂是为成都工程机械厂专门配套生产钢圈的联合体企业，新厂因环境改变以及市场经济的好转所带来的不断发展、壮大而增加了很多大型、新型设备。但我们厂是由不到两百人组成的一个集体所有制小厂，人员的文化素质和技术能力明显感觉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环境。为了提高职工的文化素质和技术能力，厂长在文化宫去报了八个由市总工会举办的钳工工艺学的学习名额。
这八个名额本来是给厂里年轻的男同事，但有位同事因种种原因不能去参加这次的学习。我那时的工种是刨工，同时也兼任着一台卧式铣床的操作。看到有个名额没人去，而自己又感觉机械方面的知识非常欠缺。我将钳工工艺学的书拿来看了下，感觉还能看进去，便向厂长要求把这个名额让我去学习。
当时还有人嘲笑我，说: “别个男的都不想去学，你一个女的能学得进去？” 我没管这些，心想 ，反正都交了八个人的钱，不去学可惜了。就算我学不懂，能去听听这些课，多少总会对我所操作的刨床、铣床有好处吧！
记得我们上课时间是每周四的下午四点至五点半，休息一小时后由六点半上课至晚上八点放学。每到周四我们三点钟由沙河堡厂里骑自行车到文化宫上课。
那时的文化宫进去要不要门票我已记不清楚了，但我们有学员证，进去是没问题的。
学习的地方在文化宫电影院旁边一幢平顶楼房的一楼教室。楼房进门上方挂有职工之家几个字，里面办有各种类型的学习讲座。
给我们上课的是一位大约四十多岁，供职于成都纺织机械厂姓倪的一位男性老师。说话很有风趣 ，记得第一节课我们教室里坐了一位年纪六十多岁，打扮穿着非常时髦的老太婆，估计她是把所要上课的教室坐错了。倪老师进来看到她坐在那里，迟疑不定的上前问道: “请问您也上钳工课吗？” 那位太婆听了，“啊！” 的一声说到: “我是听教唱歌的。” 她出去后，倪老师对着我们说到: “我就说嘛，这个年纪了还学钳工？硬是老当益壮嗦！”
倪老师给我们作了自我介绍，他说: “我姓倪，倪志福的倪(曾经的全国总工会主席，创造了 “倪志福钻头”），不过我不是攀高枝哈！我们本家还有一位姓倪的却是坏人 ” (当年一位高级干部，忘记叫什么名字) 。他又给我们讲到: “虽说我还是有工程师的证书，不过它的最大用处就是可以拿来夹没有吃完的粮票。” 他的讲话引来大家一阵善意的哄笑。
倪老师给我们讲钳工工艺课的内容，我最喜欢听的是讲金属切削原理中的刀具。因为它与我的工作有直接的应用关系。让我知道加工不同的材料应该选择不同材料的刀具和不同材料对刀具角度的要求等等。
让虽然同样享受二年转正，三年定级的学工待遇，但从进厂第一天就被要求独立操作 (参见《我曾当了七年赖青》）的我受益匪浅。
记得有次老师讲刨刀角度的几个假想平面，其中有: 基面、切削平面、主截面、副截面。
当那天课间休息我们几个同事约着去文化宫外面吃晚饭时，青工小杜问我，蒋师: “我们今天又去吃什么？” 我将书本一起装在书包里，背起书包手一挥，对几位同事说到: “走，我们今天去吃主截面。” (煮切面）大家回过神来一起大笑。
随后我们走到文化宫右边的夫妻肺片店，里面的服务员问: “你们几位吃什么？” 小杜回答: “主截面 。” 那位服务员说: “都是煮切面嘛，但有红烧牛肉面、杂酱牛肉面，要说清楚嘛！” 大家又是一阵哄笑。
那个班上的学员，基本上都是成都市集体所有制机械行业的职工。年龄很多都比我年轻，还都是男生。当老师讲滑动轴承和滚动轴承的装配工艺时，要求我们根据自己工厂的外购设备或者自制设备举例说出哪些是轴承？哪些是轴承座？
我们厂有两台自制热轧机，其中很多零部件我都参与过加工，再加上倪老师从理论上给我们的讲解，也多少明白了它的原理。我一下就回答出来了哪个是轴承，哪个是轴承座，并讲出了它们的结构。而班上同学——包括我们厂的那几位师兄、师弟还在思考应该怎样回答才正确。
而最搞笑的是，经过近五个月的学习，我居然还考了第一名。厂工会为此还红纸黑字的写了一张表扬，并且奖励二十元钱。
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工人工资虽说都不高，二十元钱也不算少。但在我们厂，由于效益比较好，并且又是锦江区的纳税大户，多次被锦江区政府评为纳税先进单位。有时候一个月的奖金比工资还多，那区区二十元钱真还不算啥，但还是让我非常高兴，因为这钱的意义不一样。
我们厂那几年，除了做产品的职工外。像我们几位所在的车间是:工装、模具、机修于一体。要说车、钳、铣、刨等工种可以说每个人都会点，只是熟悉的深浅不同而已。说老实话，如果要是考实作，我绝对是考不过我那几位师兄、师弟的。而经过学习后的我们几师兄，在后来的工作岗位上，起码有四、五个不说都是技术骨干，也绝对算得上是生产骨干，不属那种混饭吃之辈。
九十年代后，随着工种的不断变化，我也去参加过各种有关培训。比如会计、电脑、质量管理等等，而由此所取得的那些证书也被我收藏至今，即便搬了多次家，其他东西都舍得丢，唯独这些证件却不舍丢掉。
现在的年轻人看到我写这些和收藏的证件一定会哑然失笑。这些都值得收藏和拿来说吗？是的，这些对当今的年轻人来说确实微不足道。满大街随便找几个人来问一下，不是研究生，就是本科生。再不济都是大专生。哪一个不会拿出几大本这样证件，哪样证件？
但他们却不知道对于我们这代才小学二年级就开始文革，数理化知识可以说就没学多少。都三十多岁了，白天要上班，而且上班的路途又远。下班回家还要带孩子做家务事，学习条件是何等的艰辛 ……
这些证件虽说不能同大学文凭比，但它是我人生求学、求知识的历史记录，是鼓励我奋发向上的证明。留下它们，不仅能让我回想起当年为了学习而付出的努力。也能让我的后代明白他们现在的学习条件是如何的优越，让他们更应该珍惜现在的好日子。
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宫，这个给成都人民留下很多欢乐和梦想的乐园虽然已搬离提督街。
而新的文化宫，以奇异的外观高高的耸立在青羊大道与清江西路的十字路口边，与我的家是近在咫尺。但老文化宫曾经的辉煌却永远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