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说明,严羽论诗并不局限于“兴趣”这一点。《诗辨》谈到作诗的法门有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五个方面,还谈到诗歌的品类、技巧、大致的分界与最高的境界,范围相当广泛。
尽管如此,“兴趣”仍然是他衡量诗歌的最基本的标尺。他批评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宋人“尚理而病于意兴”,都是说他们未能将词、理、意、兴合成一个整体,从而失去了那种浑成而又含蓄的美质。
作为对立面,他称许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又推崇汉魏古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均见《诗评》),亦皆出于形象整体性与含蓄美的要求。他这样重视诗中“兴趣”,对于纠正一部分宋人诗作忽视诗歌审美特点的弊病,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强调过了头,也容易导致重艺术而轻思想的偏颇。
如果说,“别趣”是对于什么样的诗才算好诗的解答,那么,“别才”便是对怎样才能作出这种好诗的说明。“别才”,在严羽诗论中也称作“妙悟”,这原是佛教禅宗学说的用语,指佛教徒对于佛性的领悟,《诗话》中借以表示人们对诗歌美学特点,亦即诗中“兴趣”的心领神会。
在严羽看来,诗人的艺术感受和创造的才能,跟一般读书穷理的工夫是截然两码事。读书穷理固然有可能促进诗歌艺术的提高以“极其至”,而艺术活动的根柢则并不依赖读书穷理。
《诗辨》中谈到:“大抵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唯悟乃为本色。”这就意味着“学力”并不能保证一个人的诗歌成就,“妙悟”才是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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