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自从“八零后”和“九零后”的词汇出现，中国的代际问题就开始表现出来了，现在无论企业还是社会，都到了逐步开始代际交接班的程度，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所以也就到了难以忽视的地步。对于中国的青年一代或者说下一代，有人经常用叛逆来形容，这样说的原因在于，因为他们与我们不一样，对于这一点，恐怕没有多少人反对，因为毕竟不一样，但问题在于，当再深究的一个问题，“怎么不一样”的时候，那就大不同了。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利益，基于不同的视角，那就会有“大不同”的答案了。
“叛逆”是“精神叛逆”的缩写，而且我们都曾叛逆过，无一例外。
60年代的精神是叛逆的，60年代的文化是叛逆的，60年代的生活也是叛逆的。在60年代的西方，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蔑视传统，废弃道德，有意识地远离主流社会，以一种不能见容于主流社会的独特的生活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现实社会的叛逆，这些人被称为“嬉皮士”（Hippie），由嬉皮士参加的，以文化的反叛和生活的反叛为主要内容的反叛运动被称作“嬉皮士运动”。嬉皮士运动形成规模，嬉皮士文化蔚成风气。当时，许多年轻人以着奇装异服、留长发、蓄长须、穿超短裙、吸毒品、听摇滚乐、跳摇摆舞、同性恋、群居村等极端行为反抗社会，抗拒传统。1967年，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名叫麦克•梅特利的16岁的中学生离家出走，周游全国，希望寻找友谊和手足之情。1968年，他回到了家乡莱顿城，与7名辍学的大中学生一起，建立起最初的群居村——“莱顿公社”。他们生活简单，男女分居，从木屋旁的小溪里汲水，用木材烧饭，主要食品是马铃薯、玉米和大豆。在“回到史前”和“寻找友谊”等口号的引导下，群居活动在美国兴起。最初，群居村主要建在旧金山的衿树岭地区、落杉矶的日落带和纽约的东村，后来遍及全国。1970年，全美国有200多个群居村，成员4万人，1971年发展到近3000个群居村。群居村里崇尚返璞归真的生活，实行财产、子女乃至性爱的公有制，注重教育和环境保护。群居村的成员们要创造一种另类的生活，他们认为，“我们生活在美国，但我们不属于美国”。群居村活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嬉皮士运动迅速蔓延到欧洲，在欧洲出现许多嬉皮士的群居村。在联邦德国，这样的群居村大约有11万个。
嬉皮士们还热衷于用极端的方式来发泄自己。他们从吸毒中寻找幻境，寻求刺激。60年代吸毒在年轻人中甚至成为一种时尚。嬉皮士们争相吸食，甚至将其作为一个合格的嬉皮士的标志（他们被称为“the Freaks and Heads”）。据美国《新闻周报》报导，1969年，美国57所大学中有31.5%的学生沾染过毒品，有人称这种现象为“毒品文化”。作为嬉皮士“桃花源”的嬉皮士公社更是成为毒品泛滥的聚集地，几乎所有的公社都不禁止或阻止使用毒品。嬉皮士青年在性解放中的放纵表现，加剧了许多子女和父母间的矛盾，甚至出现和父母发生决裂的现象。
同时，性解放带来了诸如离婚率上升、少女怀孕、私生子、堕胎、艾滋病蔓延社会问题。总之，嬉皮士们一系列“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肆意放纵的行为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恶劣的影响，使嬉皮士群体成为放荡、堕落、流氓的代名词。美国人民对嬉皮士和嬉皮士文化的态度由开始的同情、理解转变为厌恶、反对。
还不仅仅于此，这些有关“叛逆”的表述，还是表面化，单纯的、从否定视角进行的“政治正确”的表述。
实际的叛逆，从嬉皮士到后来的演变和发展，都还有着另外一层的意义。他们扎堆研究哲学，新马克思主义进而诞生，还有一大堆的社会学科都无法忽视他们的存在，进而随着他们的成熟，他们的思想实际渗透改造了现在的世界观。他们影响了所谓现代艺术的发展，现在大家看到的小剧场以及电影有很多是受这一叛逆时代的影响。安迪•沃霍尔这样的艺术家，也进而登上了高雅之堂。还有消费，任何一种叛逆，都有符号化的消费思想作为基础，他们与前人不一样，这些叛逆者中的一员创办了一家小公司叫作苹果公司，最后发展出来的苹果手机和苹果电脑，改变了世界，大家都喜欢。
叛逆是一种精神创造，叛逆是一种精神的而非物质的选择。消费符号，只是他们叛逆文化的一种表达，还有其他更多的表达，音乐、小说、绘画、哲学、教育、经济学以及社会观念，但所有这一切都是表达，关键则在于思想，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叛逆的思想！没有这种思想，叛逆就成为了掩饰懒惰、自私、无知的无聊籍口。
中国的代际问题根本差异就在这里，他们有物质但无思想，他们从来不是叛逆者，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他们恰恰是中国高增长时代的一种附属物，他们是物质时代无与伦比的驯服者和享受者，他们没有自己的精神创造，更不愿意返璞归真，通过行动反思，只是选择了最容易的人生道路，为自己戴了一顶“叛逆”的帽子，装饰了一下物欲者的立场，更高调地显示物质时代原本就有的一切。
所以，中国的代际问题实际很简单，如果叛逆倒好了，中国的青年人的实际最大问题在于，他们太不叛逆了！“叛逆”桂冠之下的叛逆者实际是享受者，现实社会中“乖乖听话的孩子”，反倒有可能成为了未来的叛逆者，他们或她们将不得不承担起社会重压，承担起寻求社会发展的精神责任和物质责任。所以，中国社会要明白一个道理，要为这些“乖孩子”祈祷，他们可能是少数，但他们要承担多数人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