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历史上被黑的最惨的帝王是谁？商王帝辛称第二，无人敢称第一。
商王帝辛的“黑料”可谓数不胜数，像什么宠信狐妖妲己，荒淫无道；骄奢淫逸，与一众美女在酒池肉林中裸身嬉戏；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修建鹿台；发明炮烙酷刑，残杀忠良……累累罪行，简直就是罄竹难书，不仅千百年来稳坐“反面典型”的头号交椅，“纣王”这一称谓更成了昏君、暴君的代名词。
然而搞笑的是，经过多番研究考证后发现，这一桩桩、一件件罪行居然都是人为编造的。顾颉刚在《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中表明，商王帝辛的罪行是层层加码的结果，实不可信。
武王伐纣的檄文《牧誓》（另一篇《泰誓》已被证实为伪作，故不做讨论）里面仅有三项罪名，战国期间增加了二十项罪恶，汉朝增加了二十一项，两晋时增加了十三项。真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商王帝辛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帝王呢？
这就要从武王伐纣的檄文《牧誓》中列出的三大罪状说起了。
“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bū）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尚书●牧誓》
罪状一：惟妇言是用
说白了，就是“女人干政”。
然而，与女性地位低下、话语权缺失的封建社会时期不同的是，商朝是一个由母系社会逐渐向父系社会转变的时期，此时的女性地位相对较高，而且能够参与如祭祀、占卜、军事征伐等国家大事，并涉足政务。此外，对于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女性，商朝会赋予其“妇”的称号，以示尊重。
比如，我们熟知的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她是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性军事统帅，曾多次率领军队出征，为平定羌、土方、鬼方等国的战役立下赫赫战功。
在甲骨卜辞中，我们也经常能看到女性担任“巫”和“小臣”等重要职位，协助商王处理国家事务。
这表明，女性在商朝的政治舞台上是不可或缺的力量，不仅拥有话语权，而且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一现象，在晚商时期尤为突出。
既然“女人干政”在商朝很普遍，并不是与当时的政治规矩相违背的行为，那这条罪状的重点就不在妲己给帝辛吹枕边风，而在于“言”，也就是这枕边风的具体内容。
妲己的确是帝辛的妃子，但历史上对她的记载甚少，她究竟干了什么政，怎么干政的？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统统没有任何记载。我们只能通过相关历史记载来推测一二。
“惟妇言是用”这里面的重点字有两个——“言”和“用”。“言”自然是指妲己之言，而“用”则表明帝辛听进去了，并且采用、实施了。
可以肯定的是，妲己并没有“妇”的尊号，她的言行也并未被任何史料记载，也就是说，无论是地位，还是政治影响力，都并不大，至少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来看是这样。
那么，这里就有两种猜测。
一种是，妲己是纯纯的背锅侠，就因为获得了帝辛的宠爱，所以成了靶子。纵观历史，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褒姒、妹喜、杨玉环皆是如此。说白了，就是周武王要给伐纣找一个“正当”理由，表明其正义性，让天下人信服。毕竟，我们的老祖宗是非常讲究“师出有名”的，当年朱棣要打匈奴，愣是安了个替汉高祖刘邦当年遭受的白登之围报仇雪恨的名头。
另一种是，妲己对帝辛说了于周和武王姬发不利的言论，甚至是屡次进言，让周武王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所以欲除之而后快。要知道，商和周的恩怨由来已久，自从商王武乙在周的地盘上莫名其妙被雷劈死之后，商和周之间就有了隔阂。之后，武乙的儿子商王文丁或许怀疑父亲之死与周脱不了关系，所以有了后来的“文丁杀季历”（《竹书纪年》）。至此，商和周之间便算是有了血债，商对周也一直比较戒备。商王帝辛第一次东征时，就将周王姬昌囚于羑⾥，这一举动显然是对周有所防备，怕自己在外征战的时候，被其背刺。
说到这里，是不是很多朋友立刻会想到姬昌的嫡长子伯邑考为救父亲，被纣王杀害并做成肉饼给姬昌吃的故事？若这个故事是真的，那商和周之间显然又添了一笔血债，甚至对于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姬昌来说，绝对算得上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但是，遗憾的是，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存疑。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商和周之间的关系在帝辛在位期间始终很微妙，面对后期日益强大的周，肯定会有人向帝辛进言防患于周，所以如果妲己真的如此进言，也是合情合理。
这两种猜测皆有其合理性，甚至可能兼而有之。
虽然由于太过久远，真相早已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但“惟妇言是用”这一条罪状明显是指责帝辛沉湎美色、荒淫无道。
周武王将这条罪状列在首位，无非是因为“妲己的美”和“帝辛对妲己的宠爱”是有目共睹、人人皆知的，最能最能引起共鸣，至于帝辛是不是真的因“美色”而荒废朝政，是不是真的“无道”，可就不是有双眼睛就能看明白的。
要知道，大众是很容易被引导的。再加上，帝辛上台后进行的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实打实的动了很多人的权力蛋糕，得罪了不少人。
周武王这面旗帜一竖，无疑先将自己摆在了“正义”的一方。
“名”既有了，接下来就该列具体的罪状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罪状二：昏弃厥肆祀弗答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帝辛蔑视神明，不敬祖先，疏于祭祀，不履行祭祀职责。
商朝信奉神明，尤其是崇拜自己的祖先，我们熟知的那句“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说的就是商的起源。
商朝始祖殷契的出生充满了神话色彩，其母有娀氏之女简狄在桑林沐浴时，吞食玄鸟之卵，结果怀孕生下了殷契。
这不妥妥殷商版太子夜华吗？
之后的故事，就退去了玄幻色彩，契长大后，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帝舜封为司徒，敷教百姓，受封于商地，赐姓“子”，由此奠定了商族的政治与血缘基础。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着于百姓，百姓以平。”——《史记·殷本纪》
神话部分看看就好，毕竟自古以来的帝王将相，谁还没有个不凡的身世呢，像什么汉高祖刘邦乃蛟龙之子、王美人梦日入怀而生汉武帝刘彻，明太祖朱元璋出生那天红光满室、隋文帝杨坚出生时紫气充庭……这些“神奇异象”的背后，潜台词就四个字——“天命所归”。
商人给祖先的起源编织充满神话色彩的传说，当然也是为了证明商族"天命所归"的合法性。此外，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商朝的底色里就写入了浓厚的神明崇拜，商王被视为上天的代言人，以至于发展到后来，神明崇拜与祖先崇拜合二为一，商王活着时是人间的“王”，死后则为神，是天上的“帝”。
对于商朝的神明崇拜，《翦商》里的一句描述非常的贴切且形象："商人把世界理解为股份制结构，上帝占股51%，历代先王组成董事会，在世商王只是CEO。"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礼记·表记》
与神明崇拜相伴随的是祭祀礼仪，商人笃信通过祭祀，可以获取神明的庇护。从考古发掘出的殷墟甲骨卜辞中可以看到，商朝的祭祀活动十分频繁，而祭祀是需要祭品的，除了酒、玉器、粮食、牲畜等常规祭品之外，还会使用“人牲”，就是人祭，而且人牲数量甚多。
甲骨卜辞中记载的殷商时期祭祀所用的人牲至少有14197人，仅盘庚迁殷以后到商朝灭亡的273年间，所用人牲就多达13050人，在这个时期又以武丁“盛世”最巨，其在位的59年间，人牲的使用数量高达9021人，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祭祀就献祭了500人。
这些还仅是记录在卜辞中的，有确切数量可查的，另有531条相关卜辞未记人数。可想而知，若是加上那些没有记录的、不可查的人牲数量，数据会有多么骇人。
我没有找到帝辛时期具体使用人牲的数量统计数据，不过帝乙和帝辛两任商王在位的40年间，明确的人牲数量一共是104人，单次祭祀最多使用人牲30人。
相较以往而言，这段时期祭祀献祭的人数显著减少，表明无论是祭祀频率，还是祭祀规模，都大不如以往，这倒是佐证了帝辛“昏弃厥肆祀弗答”这一罪状。
值得注意的是，“昏弃厥肆祀弗答”的背后，可不是什么不敬鬼神、不敬祖先，实质是王权对神权的压制。
虽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非但不是罪状，还是一种进步的思想。但以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而言，帝辛的这番举动，无疑极大的触动了贞人集团的权力及利益。
贞人是商朝掌管占卜事务人，也就是神权代言人，这意味着对于占卜结果，贞人手握最终解释权。而对于“政教合一”的商朝而言，国家大事势必要请示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不能违背，商王也不行，这也就代表着贞人的权力非常大，能够直接影响国家政治、经济决策，甚至凌驾于王权之上。
商朝的开国君主成汤就曾因贞人的占卜之词，差点把自己作为最高级别的祭品，自焚（史称：燔祭）祭天。武丁时期，也曾出现过贞人集团扣押商王战车以要挟祭祀预算的事情。帝乙时期，王欲征东夷，却因占卜“大凶”而被迫放弃，此时的王权已经沦为了神权的傀儡。
此外，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显示，贞人集团控制着青铜器铸造权和占卜产业，仅安阳妇好墓出土的祭祀青铜器就重达1.6吨。
贞人集团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因此，在商朝的政治生态中，王权与神权始终处于激烈的博弈中。比如，看似荒唐的“武乙射天”事件，实质上就是一次王权与神权的正面交锋。
帝辛继位之时，商朝正处于不断衰落的时期，已经失去了对周边番国的控制。事实上，商朝自从武丁中兴之后，一直到帝辛继承王位的这百年间就都没有出现过明君，国力更是一代不如一代。
“帝甲淫乱，殷复衰……帝乙立，殷益衰。”——《史记•殷本纪》
这意味着，帝辛接盘的是一个四分五裂、内忧外患的烂摊子。
俗话说的好，手里有权好办事。帝辛若想改变现状，第一步就必须巩固王权，摆脱神权对王权的束缚。
那么，帝辛是怎么做的呢？
一方面，将祭祀权收归王族，减少祭祀次数，改“十日三祭”为“一月一祭”，并大幅削减人牲使用数量。殷墟考古发现，晚期祭祀坑锐减50%。另据安阳出土青铜器铭文显示，纣王亲自担任“大祭司”主持祭祀。
另一方面，将部分祭祀青铜礼器熔铸为兵器，此举显然是在为“东征”做准备。殷墟考古发现，标准化青铜箭镞数量激增。
又是祭祀制度改革，又是削减祭祀规模，还熔铸祭祀礼器，神权完全被王权压制，贞人集团被彻底边缘化。
帝辛的祭祀改革，除了得罪了贞人集团，还触及了人牲祭祀整条“产业链”上下游各方的利益，比如羌人（人牲主要是羌人，即战俘）抓捕者，而周最主要的职责就是为商朝提供羌人。
亶父带领周族投靠强大的商朝后，靠着捕猎羌人，成为商人在西部地区的统治代理人。周人打着捕猎羌人进献商朝的名义，不断征服周围小部落，不断壮大自己。另外，甲骨文中的“周”，是“用”和“口”两个字的合写，意思是在商人看来，周人的作用就是替他们提供羌人，用于祭祀。
很明显，在帝辛的祭祀改革中，周也是一大“受害者”。
罪状三：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
翻译过来就是，帝辛弃同宗同族的兄弟不用，反而任用那些从四面八方逃亡而来的重罪之人，让他们入朝为官，做大夫、卿士。
这就跟帝辛官僚体系的改革有关了。
在人事任用上，帝辛打破了世卿世禄的贵族臣僚世袭制度，启用了有能力的非贵族平民，搭建起职业化的官吏系统。
比如，胶鬲是经商的一把好手，帝辛便让他经营盐业，成为了盐业的三大始祖之一。
再比如，恶来（秦始皇嬴政先祖）身强力壮，其父飞廉擅于行走，帝辛便破格启用二人为将，率兵征讨黎、苏等附属国，战功卓著，深受帝王器重。
有道是，英雄不问出处。只要你真有一技之长，不管出身几何，皆能在帝辛这里谋一份差事，发挥所长。
帝辛的这番改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唯才是举。
此外，帝辛还设立了直属机构管理财政，截留祭祀青铜用于铸造货币，将经济命脉握于掌心。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是转型的关键，是国家的基石。帝辛推行的官僚体系改革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突破了僵化的官吏组织架构体系，打通了阶层跃升的通道，集聚了非常多的各方面的人才。
当然，帝辛的改革也得罪了不少人，首当其冲的就是贵族阶级。
另外，帝辛任用的官员，有一部分是收容的四方流民，而帝辛“收容流民”的举措则直接触动了诸侯国的利益。
要知道，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人口就是财产，帝辛收容其他部落的流民，就相当于动了诸属国的财产，同时也传递出一种信号，你可以选择更好的生存环境。这对于诸侯国来说，无疑是一种利益上的损害与侵犯。
“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左传•昭公七年》
与帝辛“收纳流民”的做法不同的是，周文王姬昌实行的则是“有亡荒阅”，不允许藏匿任何逃亡的奴隶，一旦发现有逃跑的奴隶，便把他们抓起来送还给原来的主人。这项举措得到了诸多奴隶主贵族的拥护，在之后的武王伐纣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帝辛的一系列改革中，可以看出帝辛是一位雄才大略，极具开拓性的雄主。他的改革措施，不仅切中要害，而且贯彻到位，让不断衰落的商朝再次兴盛，四方诸侯臣服，开疆拓土，统一东南，书写了商朝最后的辉煌。
可惜的是，帝辛的改革也动了太多人的蛋糕，贞人集团、贵族阶级、诸侯国。最终，这三大势力联合起来，里应外合，趁帝辛东征胜利，先行回朝，城中防守空虚之际，发动兵变，结束了商朝600年的统治。
帝辛，这位商朝末代的逆行改革者，在生命的最后，登上鹿台，在熊熊燃烧的大火中，自焚祭天，以身殉国，他的宠妃妲己也选择随他而去，自缢而死。
如今，很多人称帝辛为最后一位人皇（这一称呼源自同人网文），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他没有败，会带领商朝走向怎样的未来？后世又会如何评价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