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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一天出村上学时，我亲见一个男人恶狠狠地用藤条抽打着一个女人。那个男人身材魁梧，面露凶相。女人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几岁，面黄肌瘦，衣衫破烂不堪，双手被铁链锁着，十分痛苦地大叫着，苦苦哀求道：“求求你，别打了。”
男人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继续抽打着，一边抽打，一边嘟囔道：“臭娘们，我让你逃！我让你逃！”
“住手！”我实在看不下去了，高声呼喊。
男人朝我走了过来，拿着藤条指着我，恶狠狠的样子令我发怵。
“哪来的小屁孩，当心老子连你一起打！”
父亲见状便拉开了我，笑盈盈地对男人说：“阿辉，不好意思，我儿子不懂规矩，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让你儿子躲远点，别多事！”男人的嗓门小了些，但还是作出了警告。
父亲带我离开了是非之地。送我出村的路上，父亲并没有埋怨我，还和我说起了一些事。
“3年前，你阿辉叔叔是村里的老大难。快30的人了，还没找上个媳妇，家里就联系了中人买来个媳妇，具体多少钱我也不清楚，但我听阿辉他爸说，买媳妇的钱花去了他们家一大半的家当。以前我和你妈对你要求严，只让你好好念书，没让你多在村里走动，很多事也都没跟你说，这些你都不了解。”
“媳妇和其他东西一样，是可以买的吗？”我不解地问父亲。
“当然可以。又不是他们一家买媳妇，从小到大，我们听得多了，都不觉得新鲜。买媳妇的不是他一家，有的女娃老实听话，好使唤，但阿辉家买来的女娃不服管教，刚来的时候大喊大叫，总说她是被绑来的，说她不要待在这里，嚷嚷着要回家。阿辉没办法，只能把她锁起来，关进屋里打，打着打着也就老实了。可昨天不知道为什么又抽风了，偷偷跑了出来，还好你姑姑机灵，把她扭了回来，送回阿辉家了。”说到这里，父亲松了口气。
“既然那女人不愿意留下，不如放她走，强扭的瓜不甜，不是吗？再说，姑姑操心这闲事干嘛？”
“哎！你这孩子，瞧你说的什么话？那女娃是你阿辉叔叔花钱买来的，哪能由得了她？村里街坊邻居有事我们不帮，以后咱们家有事咋办？要是以后你媳妇偷跑出去，连帮你的人都没有，你就等着这辈子抬不起头吧。”
我想起了鲁迅的《狂人日记》里的一句话：从来如此，便对么？
想到女人苦苦哀求的表情，我的心里有了一种说不出的难受。
但是，我只是一个初中生。贸然上前一样救不了那个女人，父亲和阿辉叔叔家关系也不错，关系闹僵了还会遭埋怨。这位姐姐，我不是不想帮你，实在是帮不了，真希望有一天你真的能逃出去。
想到这里，我释然了。
（二）
叶老师是我们村希望小学的支教女老师。上学时，我学习很努力，成绩名列前茅，也喜欢看各种课外书。叶老师对我很关照，见我爱读书，便推荐了我一些课外书，这些书让我懂得了很多道理。当时我就想，长大后，我要成为叶老师那样的教书先生，教书育人。
我考上了兴隆本市的名校——兴隆师范大学。我很珍惜这样的机会，这是我走出农村前往城市的起点。学校是住宿制的，城里回村不方便，除了寒暑假和过节，周末我一直在学校寄宿。此时叶老师已经回城，刚好在附近的中学上课，方便时我和叶老师会约饭。
有一天，我和叶老师约好吃火锅。饱餐一顿后，我们正准备结账离开，只见一个粗壮的男人似乎在调戏着一个年轻的女孩。那女孩立刻站了起来，男人不依不饶，态度嚣张得很，女孩吓得退后。侧脸转过时，我认出了她，是姜莲心。旁边的女生正欲劝阻，男人把她推开了。姜莲心大怒，一巴掌打了过去，男人还了手，邻座出来三人加入一起把两名女孩按在地上拳打脚踢，一时叫喊声，桌椅破坏声此起彼伏，场面极其混乱。
“过分了！”
姜莲心是我们班班花，是我们班不少男生心仪的对象，也包括我。此刻不出手，枉为七尺男儿！
虽然已关火，汤料尚有余温。我用碗盛起汤料，打算攻其不备，一股脑倒那领头的男人脸上，料想这一手下去，那男人不死也残废，先伤了他的元气再说。正准备动手时，叶老师按住了我。
“不能鲁莽。”叶老师草草结账后拉住我往店外走，“报警，让警察来。”
“警察来了，她俩都被祸害完了！”我大叫道。
“你想坐牢吗？你想这辈子留着案底吗？”叶老师叫道。
是啊！我好不容易从农村走了出来，我有属于我的未来，不能栽在这事上。况且一旁都是看客，他们也不动手，我动手也于事无补。
我和店内其他人退到了店外。警察很快就来了，作案的四人被带走。两个女孩伤得很重，直接被抬进了救护车。警察对我和叶老师在内的所有在场者进行了询问，做了笔录。
后来，我和班里其他同学一起看望了姜莲心。姜莲心伤势很重，她是在父亲的帮助下艰难起身的。她的眼光转向我时，我的眼光不禁躲闪。
可是，就像叶老师说的，明明我没有错，为什么我会如此害怕面对她？我不禁为我自己的胆小怕事而羞愧。
可转念一想，以当时的情况，我出手也改变不了什么，还可能连累叶老师，还是报警等警察来为好。再说，那四个人都被抓了，再过些日子，姜莲心的伤也会好的。
想到这里，我释然了。
（三）
毕业后，我留校当了助教，这份工作收入尚可，大学的员工宿舍还让我省去了租房的钱，每月除去寄给家里的钱以及和朋友、同事聚会等开销后，还有一些结余，日子过得还算富足。毕业两年后，我认识了文洁。文洁是一家私企的财务，我们性格合拍，很投缘。我们交往了一年后，决定找个合适的时机见家长，谈婚论嫁。
那年回村过年，照例乡里乡亲要走动。大飞家和我家是世交，他的父亲（林伯伯）和我的父亲一直关系很好，我和大飞也是从小的玩伴，只是因为这些年我进了城，回村的时间不多，联系少了些。
前些年，林伯伯得了肺病。据大飞说，应该是前几年在工地上打工落下的病根。之前一直没有引起重视，等到呼吸很困难了，不得已才住院。治肺病的成本高昂，需要动手术，家里又拿不出那么多钱，只能四处借钱。出于交情，家里已经借给大飞三万。我想，父母手头并不宽裕，已经尽了心。
两个月后，我接到了大飞的电话。
“凯子，之前的筹到的钱用完了。医生说，我爸还要做肺移植手术，还要30万。我现在也没办法了，你能再借我一两万吗？”
电话这头的我有些茫然。
我和文洁商量好了，以后我们会一起在兴隆扎根买房，当下也正在积累买房首付款。借不是不可以，但这笔钱对于我而言不算小数目。据我所知，医院都是吸血的。家里已经借了三万，这次借完，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还要钱。我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这样下去我也无能为力。
于是，我作出了简短的答复：“最近可能会换工作，我要另外租房，房东要我一次性付四个月房租，手头暂时有点紧。不好意思啊。”
“那......好吧。”
我隐约听到了电话那头的叹息声。
我对大飞撒了个慌。
一个月后，林伯伯离开了人世。在葬礼上，我极力回避大飞看我的眼神，尽量不和他对视。为什么我要躲闪？
可林伯伯的病已经很严重了。据我所知，肺移植手术风险很高，也未必有供体给到林伯伯。就算我借了钱，大飞也筹足了钱，也许最后还是这个结果。
想到这里，我释然了。
（四）
文洁生下一对龙凤胎后，我工作更有动力了。这些年为了晋升，参加了不少应酬，提交了不少论文，从助教晋升为讲师，再从讲师晋升为副教授。就在我志得意满的时候，噩耗出现了。
肝硬化晚期。
此时的我，除了肝移植，已经没有别的治疗方式了。饭量越来越大，我却越来越瘦。“移植”，好熟悉的词。
医生说，肝移植的供体要求很高，而且也需要征得供体者的同意。
看着病床前的文洁和两个孩子，我不甘心。我才45岁，还没活够呢，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在病房里，我每天盼望着有供体的好消息。可是，我在盼望着什么呢？
肝移植不仅对我有风险，对供肝脏的人也有风险。如果换成是我，我想我应该不会冒着这样的风险捐肝吧。
“出院吧。”我绝望地说。
这些年，我所做的并不都是我想做的，而是我应该做的。我作出的，都是有利于自己的决定。如果我能够勇敢地做自己，该有多好。
现在，想来治病已经花去了大半积蓄了。我想，如果要靠借钱来为我治病，太不值当。先前发小的父亲生重病，他问我借时，我拒绝了，想来这也算一报还一报。
“出院吧。”
我放弃了。趁着还有一口气在，我也想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好好陪陪妻子和孩子。最重要的是，能让家里避免因我治病而陷入财务困境。
我依然作出了最有利的决定。
我又一次释然了，最后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