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增长动能持续减弱，增速放缓：从2024年的3.3%到2025年的3.2%，再到2026年的3.1%，这一连串向下的微调清晰地表明，新冠疫情后的报复性反弹已经结束，全球经济正在回归一个更低增速的轨道。这背后是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紧缩的滞后影响、债务压力、以及生产率增长放缓等结构性问题的共同作用。
主要经济体分化明显，我国：2024年4.8%，2025年4.2%的预测，符合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性转型期的特征。增速放缓主要受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地方政府债务压力以及外部需求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我国正试图从依赖投资和房地产转向消费和高科技驱动，这一转型过程必然伴随增速的温和回落。
印度：6.6%的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一骑绝尘，凸显了其作为全球增长最快大型新兴经济体的地位。这得益于其年轻的人口结构、强劲的内需、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出口的竞争力提升。印度正成为全球经济放缓背景下的一抹亮色。
美国及其他发达经济体：虽然报告中未明确提及，但隐含的信息是，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激进加息后，增长也将逐步放缓，但可能凭借其科技优势和弹性劳动力市场避免深度衰退。
保护主义加剧、碎片化凸显是全球经济的核心挑战：这不再是周期性波动，而是结构性、地缘政治性的转变。贸易紧张局势、技术脱钩、供应链友岸化、近岸化等趋势，增加了贸易成本，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直接拖累了全球潜在增长率。企业和政府都需要在新的、更分割的全球环境中重新制定战略。
通胀问题：整体回落，但核心通胀粘性不容忽视，部分国家的通胀仍将高于目标水平暗示，主要央行，尤其是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的抗通胀战斗已进入最后一英里。服务价格、工资增长带来的核心通胀压力更具粘性，可能导致高利率维持的时间比市场预期的更长。这直接关联到风险偏向下行，因为长时间的高利率会持续抑制投资和消费，并可能引发金融市场的压力。
新兴市场的韧性与脆弱性，显著韧性的来源，更稳健的宏观政策框架：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如部分拉美和东南亚国家提前于发达国家加息，控制了通胀预期；积累了更丰厚的外汇储备；采用了更灵活的汇率制度。这使他们能更好地应对全球风险规避型冲击，如美元飙升、资本外流。
框架薄弱国家的巨大风险：那些政策框架不健全、特别是推迟货币紧缩的国家，将面临通胀脱锚，即公众失去对央行控制通胀的信心，导致通胀自我实现和螺旋上升，和产出损失的双重打击。
汇市干预仅治标是关键论断。这意味着，如果国内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不收紧，仅靠出售外汇储备来支撑本国货币，是徒劳且不可持续的，最终只会耗尽外汇储备。
政策新动向：产业政策的全球性回归，从市场主导到战略扶持，过去几十年，自由市场和全球化是主流思想。但现在，无论是美国（《芯片法案》、《通胀削减法案》）、欧盟（《绿色协议工业计划》），还是我国，都在积极运用产业政策，通过补贴、税收优惠、本地含量要求等方式，扶持本国在半导体、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战略性行业的发展。以确保供应链安全、争夺未来科技制高点、创造本土就业。这既是全球经济碎片化的推手，也是各国对此的应对。它可能在短期内刺激特定领域的投资，但长期来看，会加剧全球竞争和贸易摩擦，可能导致产能过剩和资源配置扭曲。
在增长方面，动能放缓，前路坎坷。在格局方面，全球化高峰已过，地缘经济碎片化成为新现实。在政策方面，各国央行在抗通胀和保增长之间艰难权衡，而财政政策的重心则更多地转向了战略性的产业扶持和国家竞争。在风险方面，新兴市场内部出现分化，强者恒强，弱者面临严峻挑战。
未来的关键观察点：1. 主要央行的降息节奏：何时、以多快的速度开启降息周期，将决定全球金融条件的松紧2. 地缘政治事件的演变：如乌克兰危机、中东冲突、主要经济体选举等，都可能进一步加剧经济碎片化。3. 我国经济的转型成效：我国能否成功实现软着陆并培育出新的增长引擎，对全球需求至关重要。产业政策的实际效果与溢出效应：这些政策能否真正提升国家竞争力，还是会引发新一轮的补贴竞赛和贸易冲突。
总而言之，全球经济正在告别那个相对平稳、高速增长的旧时代，步入一个增速更低、波动更大、政府干预更多、不确定性更高的新阶段。企业和投资者需要为这个新常态做好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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