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曾巩

君子之于己，自得而已矣，非有待于外也。然而曰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者，所以与人同其行也。人之于君子，潜心而已矣，非有待于外也。然而有表其闾，名其乡，欲其风声气烈暴于世之耳目而无穷者，所以与人同其好也。内有以得诸己，外有以与人同其好，此所以为先王之道，而异乎百家之说也。

随为州，去京师远，其地僻绝。庆历之间，起居舍人、直龙图阁河南尹公洙以不为在势者所容谪是州，居于城东五里开元佛寺之金灯院。尹公有行义文学，长于辨论，一时与之游者，皆世之闻人，而人人自以为不能及。于是时，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学，盖不以贫富贵贱死生动其心，故其居于随，日以考图书、通古今为事，而不知其官之为谪也。尝于其居之北阜，竹柏之间，结茅为亭，以茇而嬉，岁余乃去。既去而人不忍废坏，辄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从事谢景平刻石记其事。至治平四年，司农少卿赞皇李公禹卿为是州，始因其故基，增庳益狭，斩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既成，而宽深亢爽，环随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旧亭峙之于北，于是随人皆喜慰其思，而又获游观之美。其冬，李公以图走京师，属予记之。

盖尹公之行见于事、言见于书者，固已赫然动人，而李公于是又侈而大之者，岂独慰随人之思于一时，而与之共其乐哉!亦将使夫荒遐僻绝之境，至于后人见闻之所不及，而传其名、览其迹者，莫不低回俯仰，想尹公之风声气烈，至于愈远而弥新，是可谓与人同其好也。则李公之传于世，亦岂有已乎!故予为之书，时熙宁元年正月日也。

文章开篇点题，直言君子对自己的要求：心里有所得即可，不为外物所扰；以身作则，即便追求成名，也是为了更好地影响他人。同时，还提出了世人对君子应该做的事情：心存敬仰即可，不必搞那些表彰、宣扬的面子工程；虽说如此，可还是有人忍不住，想要传扬君子的美名，只是为了让世人跟自己一样学会对君子的敬仰。一个人要是能做到对内“有所得”，对外“有同好”，内外兼修，就是按照古代圣明的君王的标准在要求自己。当然，这跟诸子百家的主张有些不同。言外之意，这是曾巩自己的“一家之言”。

申明了要论述的价值观念，紧接着，曾巩就讲到了曾在随州任职的尹公的故事。尹公这个人官做得很大了，一直做到了起居舍人（负责给皇帝写起居注、实录的）、直龙图阁（随时准备提拔为高官的候补位置），还做过河南尹。河南尹这个建制，治所在洛阳，到了宋朝的时候已经不存在了，应该是指他做过洛阳尹。北宋的洛阳被称为西京，是国家的副首都。也就是说，尹公也是做过封疆大吏的人。

放着好好的封疆大吏不做，为什么来到了偏僻荒凉的随州呢？因为朝里有权势的人容不下他。除了做官比较刚正不阿之外，尹公也是学识渊博的人，跟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觉得自己比不上他。虽然尹公的名震天下，可他这个人却不受什么外部环境影响，读书做学问的时候，就忘记了自己遭贬谪的事儿。

尹公读书的时候，在北边的土山上建了一个亭子，种上了竹子和柏树，随便用茅草搭一下就算完事儿了。这样一个简陋的破亭子，他前前后后去了一年多。等他离开之后，别人不忍心让这个亭子荒废，又重新修缮了一下，把它命名为“尹公亭”。

随州从事，也就是尹公的下属谢景平命人镌刻了石碑来记录这件事情。从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到治平四年（1067年），差不多又过去了二十年，继任的司农少卿李禹卿，调到了随州担任最高长官，对亭子又进行一次加盖翻新，还命人绘制了亭子的图像，专门派人送到京师，叮嘱曾巩给尹公亭写一篇“记”。

这两段，把尹公被贬的先后经过，交友读书的豁达交代得很清楚。尹公于内心，充实自得；于外界，交友读书，名闻天下。尹公的行为，完全符合开篇提到的严于律己的君子对自己的要求。尹公是当之无愧的君子。

对于尹公这样的君子，他的言行已经有人记录。更有谢景平这样的下属、李禹卿这样的长官，以实际行动予以了肯定和旌扬。尹公早已名闻天下。这座亭子，就是他人格品行的绝佳证明。这也是为什么曾巩写这一篇文章的原因。

在结尾，我们才看到了通常开头才会见到的写文章的“原因”。通篇没有提尹公是君子，可又无一处不在说他是君子。这也是文章的妙处。

曾巩首先从价值观念上，建立了一个大众认可的标准，给君子制作了一幅画像。紧接着，那尹公这个人的言行举止，对照君子的画像，让我们看到神似之处。最后，让大家明白，不是尹公需要曾巩的这篇记，而是曾巩作为一个追求“同好”的人，心悦诚服地为尹公留下的遗迹作文。虽然没有直接夸赞，可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可以学习一下曾巩夸人的技巧，这个一准儿用得上）。

读书手记第5篇，总第13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