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讲究四大喜——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如果说非要在这四大喜中选择，估计很多人会选择金榜题名。因为一旦金榜题名，便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也可“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通俗说，就是可以做官。一旦成了官，即便久旱成灾，别人连水都没得喝，你依然可以开着水龙头洗澡；一旦成了官，即便是没有洞房花烛，却依然可以天天当新郎，村村都有丈母娘；一旦成了官，何必还要去他乡才能遇故知，早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所以，做官，真好。
好就好在，官位，就像机器猫的口袋，要什么，有什么。
古往今来，想做官的人如过江之鲫，虽然不见得人人都跳上龙门，却依然前赴后继。公务员考试，多少青年才俊，起早贪黑，只为了申论和行测能多拿几分，以便进入体制；衙门中，多少有志青年，磨平了棱角，放下了理想，任由领导蹂躏和折磨，只为了将来可以以彼之道，还施他人。
有人说，做官就像猴子爬树，往上看都是屁股，往下看都是笑脸，左右都是耳目和爪牙。作出如此比喻之人，一定也是官场耆宿。不然怎能如此准确而深刻。只要是人，都希望看到笑脸。所以才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在最高点俯瞰芸芸众生。
当然，体制毕竟是少数人的游乐场。进的人多了，便不再是天堂。于是，各种模仿和山寨开始在体制外延伸。即便一个小老板，只要管了人，便也自以为是领导，对下属训斥、批评、辱骂，极近玩弄人之能事。所以，我们经常看餐厅门口，一群打扫卫生的大爷大妈，站成整齐的一排，聆听店长的亲临训话。也可以看到理发店的门口，一群留着非主流发型的少男少女，站成整齐的一排，在店长带领下喊口号。
正是这样风气的熏陶，某校学生会主席才配备7名助理。某院学生会主席，才会到处约炮撩妹。真是悲哀！
我们不禁要问，当官错了吗？古代圣贤，不都多在官场吗？古代官场，不也有“强项令”“不为五斗米折腰”“两袖清风”“海瑞罢官”吗？
其实，当官没有错。只是当官有境界。
为官者，有五重门——奴、吏、臣、师、圣。
古代祭天，有三人参加，分别是皇帝、宰相和太监总管，他们代表了天子、臣工和奴才。太监权力再大，也只能自称奴，不能自称臣。原因在于，大臣是国家之臣，是社稷之臣，而太监是皇帝之臣，是内廷之臣。
现在固然没有了太监，但同太监一样的，却大有人在。他们或一介白丁，或身居官位，却甘愿为奴。将个人兴衰荣辱，寄托于一人。当然他们不叫主子，而叫老板。和太监的不同的只是，后者阉割掉了男人的快乐，而他们阉割掉了人的尊严。本来，讨领导欢心无可厚非。但他们更愿意做领导的一只狗，对着主子的敌人狂吠，对着主子的客人谄媚，没事便在脚下绕来绕去，并不时轻轻蹭上两下，以示亲密和温顺。
这种人没有是非，更无对错，一切判断标准，只是领导的喜好。他们从来不会说不，而只会说是，而且一定不停点头，连声回答，是是是。生怕漏掉一个字而减弱他的忠诚。但忠诚，是短暂的。一旦风云突变，比风云变化更快的，是他们的脸。
公子开方、竖刁和易牙，都是齐桓公的宠臣。桓公在世时，他们足以“感动中国”。公子开方为了服侍齐桓公，即便父亲去世也不奔丧，因为他说，吾爱吾爹，更爱桓公。而竖刁为了留在宫里服侍齐桓公，毅然地把鸡鸡剪下喂狗，圆了自己的太监梦。作为优秀的厨师，易牙为了证明桓公“乳猪这么好吃，婴儿肉是不是更好吃？”的问题，决然将儿子做成了美味。
但桓公临死前，最先冲进后宫的，也是他们。一代霸主竟被他的挚爱们活活饿死。
这种人，是可怕的。可怕就可怕在他们心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主人，一个是自己。所有在主人身上付出，都会在别人身上加倍的索取。
水浒中谁最讨厌？一定不是生在草莽的阮家兄弟，也不是锦衣玉食的河北玉麒麟，而是那个满口忠义的黑三郎。他就是典型的吏。
吏不是官，却生在公门。为官者是决策者，所以往往要深思熟虑，考虑责任。而为吏者是执行者，所以往往极尽能事，不计后果。作为生活在公务员编制之外的办事员，他们没有钱，也没有前途。甚至夹在官与民之间，没有空间。生存在夹缝中的人，最可怕。为了生存，他们必须要有智慧和勇气——或者说伎俩和狠毒。
同样是水浒，犯人刺配，要受杀威棒。给了钱，可以打得声声作响却不伤皮肉，没给钱，可以打得悄无声息却深受内伤。这便是他们的智慧——敲诈勒索的智慧。这种智慧不因犯人的高低贵贱而区别对待。雍正时期，河南学政俞鸿图因为泄露试题而被判腰斩，结果因为没钱行贿，刽子手下刀便一再“失误”，痛得俞鸿图用手指蘸血一连写了七个“残”字。
当然，这样的惨剧不太会发生。但这样的陋习却一直在延续。
只要去办事，依然会发现，本该履行的程序，要经历种种刁难，完全合规的审核，要经过层层拖延，只是因为没有好处——不一定是钱，可能你没让他爽。
这就是吏，他们不需要做人，而只需要做事。只是，他们做事，只考虑自己，只考虑眼前，不考虑后果。
所以，很多政府单位才会把责任推给临时工。因为他们深知，这是历史的经验。
如果前面都是负能量，那从这里开始，便有了正能量。中国人有三个梦，圣君梦、贤臣梦和侠客梦。总希望天降明君，带领走向伟大复兴。如果明君不行，则希望有贤臣，可以秉笔直谏，惩恶扬善。如果两者都不行，那只能梦想有侠客拿着倚天屠龙，为民除害。当然，皇帝不是谁都能当，侠客也不是谁都想当。所以，只能当贤臣，于是就有了包青天、海青天……
为臣，和为奴不同，非为一姓之尊荣而做人，和为吏也不同，非为一己之私利而做事。他有更大的抱负，也有更多的操守。古代为官之人，大多饱读圣贤之书，渴望立德、立言、立功。可立德太难，立言太繁，所以挣件留名青史的功勋，大概是每个为官者的追求。
要立功，还得会做事，要做事，还得会做人。只不过，他们要做的是大多数人的事，他们要为的大多数的人，所以不能靠小聪明，而要靠大智慧，不能靠小恩惠，而要靠大忠诚。遍览古迹，但凡被称为贤臣、能臣、忠臣的，大多有犯龙颜、批龙鳞或是蔑权贵、斗权臣的案底——因为他们不会为一己之私而忘天下为公，不会为一人之忠而悖人心所向。
这就是真正的臣，人生或有起伏，或有沉浮，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不会变，保境、安民、忠君、报国家的追求不会变。
但无论贤臣多么受爱戴，他终究是臣。在御前拜见之时，依然免不了下跪、叩首。毕竟他们只是皇帝治理天下的手脚，而不是他的大脑。有一种人，却可以成为皇帝的大脑，或者影响皇帝的大脑——那就是帝师。在古代，位极人臣的标志往往不是当宰相，而是在宰相前加上太师、太傅、太保，或少师、少傅、少保。比如，鳌少保和袁宫保，当然还有更有名沈宫保，宫保鸡丁便是他的杰作。他们并不一定真给皇帝上过课，却不影响皇帝把他们尊崇为师。中国古代讲究“天地君亲师”，能成为君的师，那必荣宠至极。所以，他们可以紫禁城骑马、御前赐座。
成为上司的老师，才是为官者的至高境界。让领导依靠你，而不是依赖你，让领导觉得他的生活可以没有你，而他的生命却不能失去你，那便真正可以活得自由而有尊严。就像范曾之于项羽，孔明之于刘禅，一个被称为亚夫，一个被尊为相父。再不行就像张居正之于万历，翁同和之于光绪，一个被称为张先生，一个被称为翁师傅。
当然，好为人师是总要遭人讨厌，尤其作为万人之上的皇帝，更不喜欢有人指手画脚。所以，当帝师，不仅仅要能当老师的本事，更要不当老师的心态。你只需在关键时候，站出来说一句“望我皇三思”。千万别有事没事便端起架子指责“请皇上自重”。不然，你不给皇帝一个快乐的童年，皇帝便不会给你一个安乐的晚年。
最好的老师，也不能保证教出最好的学生。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事情总是经常发生。就像伟岸英俊的张先生，最终还是被好徒弟弄得死后不得安宁。所以，比为师更高的境界，便是不为。
老子讲“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弗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这里的不为，不是不做事，不做人，不为臣，不为师。而是保持距离。距离产生美。翻翻史书，便会发现，凡是得到皇帝极高评语的大臣，大多不在他身边。就像慈禧最倚重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其实和她都没见过几面。记得有人说，百姓看皇帝，看到的是天命，百官看皇帝，看到的是威严，而太监看皇帝，全部是吃喝拉撒睡。在太监眼里，皇帝就是一个普通人。反过来，皇帝看大臣也一样。天天在面前晃来晃去，只能叫生活。而让他触不可及的，才会是传奇。
所以，真正有才能、有品行、有功绩的大臣，往往都会让皇帝对他“可远观而不可亵玩”，永远保持最佳印象。就像范蠡、张良、刘伯温，懂得明哲保身，才能得以幸存。和他们同时代的那些英雄，却只能随着他们的功绩烟消云散。
只有对上司保持一份神秘，上司才会对你保持一份尊重。保持了这份尊重，你才是上司心中的圣人，而不是上司脚下的仆人。在任何主人看来，仆人都有所求、有所取，所以要提防、要收拾。因此，成为圣人，就是要让上司不惦记。有时候总被人惦记，并不是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