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与福柯关于“规训”的思考，虽立场各异，却形成了一场富有启发的对话。在康德看来，规训是一种积极的教育方式，旨在引导学生走向理性与自由；而福柯则将规训视为一种压制性的力量，站在学生的对立面。尽管二者视角不同，却都围绕着“人的处境”展开思考。
康德的规训观扎根于启蒙时代，带有浓厚的理性精神。他认为，教育中的规训本质上是一种以自由和理性为目标的自我约束。其背后的信念是：人必须经过训练，才能从自然状态走向理性状态，最终成为自由的人。需要特别澄清的是，康德所强调的规训，目的绝不是盲从权威，而是培养人成为能够自主行动的道德主体。因此，教育者不应是权力的实施者，而应是理性的引导者；父母和老师也不是命令者，而是帮助孩子学会自我管理的“协助者”。
福柯的规训理论则形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法国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时期。在工业化浪潮中，启蒙时代所提倡的“人的理性”逐渐异化为“工具理性”。在这样的背景下，福柯激进地将规训视为旧有统治秩序的象征，代表着一种压抑机制。如果说康德的规训是为了让人从混沌中解放，成为自己的主人；那么福柯眼中的规训，则是对已获解放的人实施的新型控制——人从主体沦为被压迫的客体。福柯认为，教育是“规训权力”最强烈的场所。他犀利地指出，现代教育体系与监狱、工厂、军营类似，是一种规范身体、管理灵魂的权力体制。当然，福柯在晚年调整并收敛了他对教育规训的激进批判，但他对规训权力的敏感与警惕始终未曾松懈。
福柯的教育规训观对当下中国高压制度下的教育实践提供了极具洞见的理论工具。在这样的体制中，教育时常不再以自由、自主或人格的开展为目的，而是逐渐转化为一套生产“可控制、可管理、可服从”之身体与人口的治理技术。透过时间管理（如作息、课程安排）、空间管理（如座位编排、教室布局）、身体管理（如排队、举手、保持安静）以及监控与评估（如考试、奖惩制度）等细致而全面的规训手段，学校持续塑造着“可管理的身体”。在这整套绵密的权力机制中，孩子逐步内化成人世界的规范，被塑造成“乖孩子”（要听话！）与“好学生”（守规矩！）；然而其代价往往是自我意识的削弱与自主性的萎缩，最终落入一种深刻的主体异化之中。
更令人痛心的是，类似的权力结构也渗透到了家庭之中。在许多亲子关系中，也存在这种扭曲的权力运作。孩子微弱的声音被压制，抗议被视为顶撞，好奇被当作越界，创造力被贴上“不守规矩”的标签。不同的是，在学校，控制者是教师；在家庭，决策者是父母。但无论在哪种情境中，孩子始终处于权力的下游，是被规范、被评价的一方。父母与教师常常不自觉地重复着相似的行为模式：指挥、命令、纠正、监控、评判；而孩子则在这个结构中，不断被评分、被惩罚、被比较、被塑造。
更为深刻的问题在于：家庭中的权力关系所带来的伤害甚至比学校更深，因为父母往往将爱包装成控制的外衣。当孩子偏离预期时，父母便以爱为名实施控制，以保护为由施加管束，以责任为据下达命令。原本应是爱与信任的土壤的亲子关系，不幸被重构为权力的输送链。父母本应在学校规训的压力中成为孩子的后盾，为其提供另一种生存美学，引导孩子成为能反思、能表达、能选择的主体；但现实中，父母往往反而成了教育规训体制的延伸与推动者，使家庭与学校共同构成一个更为严密的规训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