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拥有第一台呼机是在1993年的夏季，它是我买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那时，呼机还不太普遍，我也不好意思在公开场合使用，呼机号只有少数几个人知晓。
上班时，呼机安安静静地躺在我的手提包里。在家里它老老实实躲在书桌上。对我来讲,它只是一只钟表，一件自己十分钟爱的艺术品。那个时候，如若有人说我拥有呼机，我是万万不会承认的。
那台呼机是数字的，价格并不昂贵，但它生得十分漂亮，颜色是咖啡色的，鸣叫起来恰如晨风中的风铃一样清脆悦耳。于是，我为它取名为“叮叮”。
渐渐地，单位拥有呼机的多了起来，终于有一天，我的小叮叮可以在公开场合露面了!我告诉了同事及朋友叮叮的呼号，这样叮叮就逐渐繁忙起来，一天又一天，它总是欢快地鸣叫着，准时无误地向我传递着各种信息。它随我去过新疆、内蒙、大连、西安，陪我游过西湖、长江、渤海。它陪我坐过飞机、火车和轮船，它越来越成为我生活中亲密的伙伴。
随着通讯事业的迅猛发展，呼机越来越先进，有的朋友劝我换一台汉字的，可我就是舍不得叮叮。就这样，叮叮一直忠实地陪伴我身边。
1998年1月15日，对我来说是个灰色的日子。这一天，我失去了叮叮。为此，我难过了许多天呢。
这一天非常的寒冷，用滴水成冰来概括当时的寒冷程度一点也不过份。这一天，济宁市第五届农民文化艺术节开幕式在兖州的新驿镇举行，我被总编派去参加开幕式的报道。按照规定，要发昨日新闻，下午四点，我按时把稿件交到单位，然后骑车往家赶。那天，行至市政府门西侧50米左右，耳边忽然有位女同志朝我喊，“同志，你掉东西了。”我马上意识到是叮叮丢失了。当时，我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叮叮就在羽绒服斜兜里面。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叮叮果然不见了。我立马返回去寻找，哪里还有叮叮的影子。就这样，前后不过两分钟，我的小叮叮就永远地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
事后，我找过市政府办公室的朋友，请他们的门卫帮助查找。我还与110特勤大队的大队长通过电话，特勤大队的朋友们也尽全力帮助我找了一阵子。我还一遍遍地用电话传呼，企盼拾到呼机的人能够良心发现，把我的叮叮送还到我身边……
绝望之后，我又买了一台呼机，虽然这台呼机是汉字的，功能比叮叮多，它能预报天气情况，能预报电视节目，能通过汉字传递各种信息，可我还是喜欢我的叮叮，许多时候还会想到它。
不知从那一天开始，我忽然有种被呼机所左右的感觉，觉得自己失去了某种自由，关机后反倒觉得得到了“清静”。
当今，ВP机早已被社会淘汰，远离了人们的生活，被取而代之的是被称为第一大通信乃至娱乐工具——手机。
手机确实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许多便捷，方便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可不，拇指轻轻一按，就可以轻松达到古时"天涯若比邻"的状态，而随着4G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又让整个互联网都尽收掌中。
不过由于过分依赖手机，越来越多的"手机病"出现在我们身边。有人做过这样一个调查："如果去一个遥远的地方公干或度假，你最希望带上的是什么?"超过60%被调查者首选手机。有65%的人表示，如果手机不在身边，会有些焦虑，有的甚至患上了手机强迫症。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容易让人们失去思考动力和能力，势必会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生活。
据说，当年正当“大哥大”热潮在世界上方兴未艾的时候，在欧洲“大哥大”开始讨人嫌。欧洲不少公众对移动电话已开始表现出明显的厌恶情绪。德国人表示对“大哥大”不敢恭维，法国的餐馆、体育馆等一些公共场合也开始禁止使用“大哥大”。
手机的命运将会如何呢?
作者简介：
张玲，济宁日报社高级记者，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从事新闻工作近三十年。先后在《济宁日报》、《大众日报》、《法制日报》、《散文》等全国各大报刊发表新闻稿件数千篇，散文数百篇，并多次荣获市、省、国家级奖励。1999年，山东省出版社为其出版长篇报告文学集《明珠耀阙里》;2000年，中国作家出版社为其出版散文集《翻阅生命》;2017年4月，其散文《母爱无言》荣获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大赛一等奖;2017年10月，其散文《追逐幸福》荣获第三届“中华情”全国诗歌散文联赛金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