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欢杀案一审由山东聊城市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11月21日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公诉，指控被告人于欢故意伤害罪。聊城中院于当年12月15日公开开庭，对该案进行了合并审理。聊城中院随后作出判决：被告人于欢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在社会舆论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对此，社会各界也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究竟是法律至上，还是情大于法？
中国目前来讲是依法治国，但是我们离真正的法治国家还有很大的距离，也许是过犹不及的缘故吧。一方面我们太过于要求法律的严苛，像是法不徇情之类的话，经常被人们挂在嘴边，似乎法律就应该是个铁面无私的包公，一旦触犯法律，就必须受到惩罚，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才能够镇住那些魑魅魍魉。
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却又抓着个别人的“人情”，用以徇私舞弊，又或者在犯罪之后，各种叫嚷着博取同情，作为逃脱罪责的借口。经常听朋友说，在犯罪之后，在法庭上一定要表达出自己的悔过之意，这样也许会博取一些法官的同情，从轻处理。
其实，法律不应该是冷酷无情的，人情也不该是这般的人情。
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多数的人情，称其为道理；多数的道理，称其为法律条文。”
法律不应该是高高在上，给人以面目可憎的感觉，也不该是握有生杀予夺之权的洪水猛兽，而应该是多数人的人情，意志所集中体现的形式表现。
与我们对应的西方来讲，“陪审团”制度，就是对“法不外乎人情”最好的诠释。
西方人认为，个人的利益高于一切，以“个人”为出发点，实现人的价值。在法律面前同样如此。
在这里引申出来两个概念：1.正义观念，1.人文关怀。
如果没有正义观念，面对恶质行为，不能有效制止，就会信仰暴力，产生权贵垄断。如果没有人文关怀，就会变成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造就民粹。
法律不外乎人情。这里的“人情”，是追求公平与正义的人情，是给予慈悲或宽恕的人情。举个例子：因为要追求正义，所以要关阿扁；因为要讲慈悲，所以还要放过吴淑珍。
这两个条件，比法律本身还要珍贵。
回应人心诉求，审视伦理情境，才有司法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