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和朋友聊天，朋友说现在很多人对律师的态度呈两极分化，要么看不起律师，要么把律师当超人。之所以说起这个，是因为身边有些人涉及刑事犯罪的时候，他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请律师，而是找关系，结果是花了不少冤枉钱，甚至被骗。朋友说，律师，有所能，也有所不能。
朋友的这番话，让我重新定位自己所从事的律师职业。在很多人的眼中，律师被理解成“包青天”式的人物，追求正义、维护公平。实际上，这对律师来说，是不能承受之重。因为在当前抗辩制的诉讼制度中，维护公平和正义的不是律师，是坐在审判席上的法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律师就不追求公平与正义，只是这个任务跟他的角色不相符。
律师的角色是什么？在我看来，对当事人而言，律师是指引的拐杖；对法官而言，律师是制衡的线索；对社会而言，律师是不平的鸣钟。
一些老百姓遇到问题，非常无助，来求助于律师，把律师当做救命稻草，报以很高的期望，甚至期望得到律师对结果的许诺。实际上，一个负责任的律师，是不会许诺案件的结果。他只能在现有证据的情况下，寻找关键的切入点，让当事人少走弯路，尽力而为。在整个诉讼的过程中，律师不过是当事人的拐杖，指引当事人往何处走何处努力。当然，若律师能够与当事人建立信任，这个拐杖也是当事人信赖的力量，给当事人带来很大的心理安抚作用。
当前的诉讼制度，采取抗辩制，法官居中裁判。作为律师，我们听到的都是当事人的一面之词，很多时候律师很容易被当事人“俘虏”，认为当事人是受害者，然后铁肩担正义，欲帮当事人讨回公道。然而事实到了对方当事人及代理律师那里，又变成了另外一个版本。律师以维护正义而自居，难免偏颇，因为你所见到和听到的，只是事实的一个片段或侧面。尽管如此，这对法官来讲，却有积极的意义。通过抗辩制，律师对案件事实及法律适用提供充分的质疑和辩论，法官要全面衡量原被告双方所陈述的事实及呈现的证据，并辨别真伪，来认定事实，然后居中裁判。法官若听信其中一方，对方律师自然要给予制衡。因此，对法官而言，律师是制衡的线索，具有积极的意义。
尽管律师具有制衡法官的积极意义，很多人还是不能理解那些为“坏人”辩护的律师，以及那些利用法律漏洞的律师，据此把律师脸谱化。说起这个，我就想起金融大鳄索罗斯，以1992年做空英镑、1997年引发亚洲金融风暴而闻名的投机分子，虽然他的行为刮去了许多国家的财富，但他的行为直击金融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和漏洞，促使这些国家的金融治理和国际金融环境的改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需要这样的人存在，尽管这种人表面上比较功利。这些人甚至也有热爱社会的另外一面，比如索罗斯也是著名的慈善家。
由于律师经常与法律打交道，他们对权利和利益较为敏感，他们对公权力的滥用，更能从法律的层面据理力争，和平表达。对社会而言，这个群体的存在是不平的鸣钟。媒体时常报道一些死磕（做积极正面理解）律师，通过他们的个人努力，让事情得到微观上的改善，虽然很小，至少能够发声，都是积极有益的。
律师虽是一支独立的力量，却离不开社会大环境，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崛起，一方面是法治建设进程的快慢，这些都决定了律师的能与不能。比如，我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沉默权，公益诉讼缺乏其他制度的配合与支持，这些都限制了律师的执业，致使律师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不能。
就实务操作层面而言，律师在与当事人沟通的过程中，如何表达自己的能与不能，非常重要，这不仅是律师对自己的职业定位，而且也明确了自己的行为边界。这不仅是对自己的保护，也是对当事人负责。律师对当事人而言，虽是一根小小的拐杖，但是如何指引当事人，少走弯路，节省时间和精力，并让当事人值得信赖，这才是作为律师需要修炼的基本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