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乾隆年间小小的叫魂案入手，以小见大，将当时整个中国的社会众生相、官场套路和官僚体制特色描绘得详实生动。而这起叫魂案源于浙江德清乡下的沈姓农夫，他要求石匠将写有人名的符粘在桥桩上，然后用锤子砸此符以泄私愤。石匠揭发检举了农夫，最后县衙将其抓捕。接着，各地又陆续出现一系列叫魂案件，嫌疑人以流动人口为主，从浙江波及全国。上报中央后，乾隆发现有的作案手段是偷剪别人头发，这尤其引发其高度警觉，因为他联想到剪发会动摇满族对中原统治的合理性，所以盛怒下把叫魂案定性为“反叛”。然后作者便从百姓、官僚和皇帝这三个社会层面进行分析：由于百姓世代生活在家乡，非常珍惜其安全稳定，随着流民不断向江浙地区涌入而激发当地人的警惕，特别是游荡和尚、道士和乞丐等人不愿意也没能力融入其生产中，有时还以“妖术”混吃骗喝，更增加当地人对流民的恐惧和敌意。对于乾隆，他担心的是汉人是否真的接受了满人统治，以及官员们到底有没有合伙糊弄他。乾隆想到江浙一带是以前反清复明的根据地，害怕有人重燃汉人对满人的仇恨，又担心官僚长期沉浸于奢靡生活，习惯为官自保的套路，害怕自己被蒙骗和架空，那么叫魂案正好给他整肃朝纲的机会，通过直接督办此案来斥责、罢免他不喜欢的官员，从而强化君权。而地方官起初对叫魂案多以息事宁人处理，但随着皇帝的重视，在上级压力下地方官为了迎合上级便纵容、鼓励部下制造冤假错案，以显示忠心与政绩，官场腐败，司法混乱。乾隆身边的军机大臣凭借丰富的政治阅历不信真有强大的敌对势力，他们不想社会与朝廷由此混乱，但又不得不配合皇帝，所以假装积极配合，实际上劝皇帝收手。比如傅恒虽心知肚明但又不好直接戳破，于是一边加强中央的重视，另一边要求地方把案犯押至京城由其直接会审。刘统勋则坚持把军机处审问纪要塞给皇帝看，刻意塞进大量前后矛盾的案情，希望皇帝看出破绽。终于在闹腾十来个月后乾隆才低调叫停追查而得以彻底平息。而军机大臣不惜设法规劝皇帝的同时还要给他留足面子，煞费苦心，体现出不同于西方的柔性约束。盛世繁华下危机四伏，小小的案件就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而官员与皇帝的博弈也暂时维持安稳，但无法解决其统治的根本问题（分享自得到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