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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病逝，朝廷闻讯辍朝三日。左宗棠亲写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虽言语上并无多大改变，如光绪年间不少官员在与其接触后皆云: “左相言语过多，大旨不外自述西锤设施之绩，及诋及曾文正公而已，谈次不甚及他事。″
然而行动上，因劝捐交恶十八年“老死不相往来”的两家却全然是另一番景象。左宗棠对曾氏后人照顾有加，待曾氏儿子如同亲生，更与其次子曾纪泽一同上演收复伊犁的大戏。
1876年3月，左宗棠采取“先北后南”战略，兵分三路，仅用8个月即收复北疆大部分领士。1878年1月，除伊犁外，收复新疆全境。据《清史稿·左宗棠传》及《新疆图志》记载，1880年春，为配合曾纪泽到圣彼堡谈判，左宗棠抬棺率军从嘉峪关直奔哈密。
最终，三十三岁不晓俄文的曾纪泽，孤身出使凭三寸之舌，通过谈判的方式收回伊犁九城共计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出使难度之大不亚于左氏新疆平叛。
据《曾纪泽遗集》记载，在致总理衙门的函件中言道: “须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事之难成，已可逆睹”。
曾国藩与左宗棠交恶，明面上似已积不相容，但私下里又仿佛早有“预谋”。即便是闹得满朝哗然的洪秀全儿子洪天贵福去向之事，虽貌似涉嫌欺君，但在曾国藩回奏朝廷的奏折上，则显得轻描淡写，认为这情形历代皆有，是再平常不过。
二人相互指责却又拿捏有度善刀而藏，全不提可置对方于死地之事，只拣些边角碎料大做文章。左宗棠仅有传来证据，曾国藩也无予以反驳的实证，抛出的自辩无非是过往的惯例。朝廷无法据此定案，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若以二人交往的经历看，所谓的“左、曾交恶”，从一开始便诞罔不经。咸丰六年九月，从南昌死里逃生到了抚州的曾国藩，二十九日晚在给儿子曾纪鸿的信中写道: “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定。”
同年，仍为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僚的左宗棠，在给侄儿信中亦告诫: “读书非为科名计……”。同为出身湘中寒门的曾、左二人，家书里均透出对前路茫无头绪，甚至一度到了半摆烂状态，周遭亦无人敢信短短数年后，前者督两江、领四省；后者入幕湘府组建“楚军”。
左宗棠三次入幕终受朝廷重用，始于辅助曾国藩时。但自天京一役后，二人矛盾日渐公开化，从私底下的相互挪揄直至朝堂上的针锋相对，十多年的交情貌似一把清空。
据曾国藩幕僚赵烈文所撰《能静居日记》记载，同治六年七月十九日，曾国藩与赵烈文的谈话中提及：“起义之初，左季高以吾劝陶少云家捐赀缓颊未允，以至仇隙。”
此事在十五年后被再度提起，曾氏仍表现得“耿耿在心”。咸丰十一年八月，曾国藩再邀赵烈文入幕。按理，“入山问禁，入乡问俗”。赵烈文理应先到各地拜访湘军将领及地方官员，首站必是身处婺源的副帅左宗棠。
但事先虽得曾国藩允许，且握其亲笔书信，可在曾氏好友欧阳兆熊的陪同安排下，四十四天的行程，过江西、湖南、湖北、安徽四地，却唯独避开左宗棠之处(二人终其一生亦未能相见)。
曾国藩彰着不希望二人相见。究其原因，一是要对外营造交恶之像；二是赵烈文绝顶聪明恐其看出端倪。不然，以当时曾氏的处事方式，是不大可能会做出如此有悖常理的举动。
所谓的“曾、左因捐资而交恶”，与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停兵待饷，遭沈葆祯故意刁难拒绝致二人决绝不同。实际上，军饷短缺向来是湘军最为头疼之事，自组建之初直到后来被裁撤，一直从未得到真正解决。
咸丰二年(1852年)，左宗棠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次年1月21日，曾国藩奉命协助张亮基督办湖南团练，二人因公务交往而逐渐相熟。按清制，凡国家经制之师外的地方武装，其饷需供支统于地方当局，湘军创立之初，皆由湖南巡抚筹拨供支。
咸丰四年(1854年)，清廷突下谕旨，筹措饷项改为由各地方自行解决。谕曰: “现在贼氛未靖，各路军营需饷浩繁，部库筹拨银两实形支绌，与其空言拨饷，支领不能应时，何如就近筹粮，兵丁得沾……。”
湘军正值筹组水师之时，朝廷的谕旨无异于停水拉闸断其生路。据《曾文正公奏稿》记载，当此情形，自感时乖运蹇的曾氏便发出“筹饷难于督兵”的感慨。另据《曾文正公书札》记载，既然筹饷不易且“不可仰食他人”，自始湘军随军所至，皆就地筹饷。
道光十六年(1836年)，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由江西检阅军伍后赴湖南安化回乡省亲，途经醴陵时与左宗棠偶遇，一番攀谈下对左极为欣赏，当即便提出愿结为儿女亲家。
孰料，仅过两年，陶澍便在任内去世，左宗棠又因第三次落第返乡。次年，到安化协助料理陶家事务，一呆就是八年，期间还亲手调教年仅8岁的女婿陶桄。
据第一部《左宗棠传》记载，这八年间，陶家给予一份相当优厚的酬劳作为回报，使得左宗棠从此不再为穷困缠绕，且无须再依赖于妻家。
朝廷无力解决军饷，当初曾国藩组建湘乡勇时，认为团练不足恃，始创“用乡农代额军，招之则来，麾之则去”的理念，可惜老乡牌、感情牌对措饷并无用武之地，毕竟都得养家糊口填饱肚子。
所谓“是金子总会花光的″，被逼急的曾国藩即便干些扒房子牵牲口的事，也仅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而陶家作为当地两大户之一，首当其充成了劝捐的“重点对象”。
只是，左宗棠的境地瞬间变得尴尬无比。既知无可充饷之银，等同于无御敌之兵，又与曾氏交情非浅，在公在私拒捐肯定说不过去。若自己主动提议捐资，一来陶家有恩于己，二来银子不是自己的，再怎么着也张不了口。
陶家虽最终捐出银子，但至少也得
有所表示，总不能一旁驻足痴望一声不吭。因此，也就不难解释日后左宗棠在明知朝廷颁有谕旨，即便告官也不会受理的情形下，仍一再坚持的举动。其实，无非就摆个姿态做做样子，给亲家一个交待罢了。
据《左宗棠传·书信》记载，左氏入省襄办成骆秉章幕僚后，在给女婿陶桄的信中写道: “婿处屡捐巨款，洵不愧为名父之子。前闻由润之(胡林翼)处递一捐呈，云补足银二千六百两……。”
并且，日后左宗棠多次主动为湘军筹饷。如曾国藩撒手回家丁忧，左氏虽表面上颇有怨言。但据《左宗棠全集·书信》记载，在收到曾氏来信后，回信中左宗棠除进行自省外，更主动承诺帮助筹饷。
曾、左二人虽公开交恶，却在选择时机、人选、奏报内容三方面，似乎均已事先作好充足考量:
1. 时机；天京一役后，湘军系的势力已至惊人的地步。全国十八省，光是湘军系的督抚便占其十三，更别说其总兵力超四十万之巨。
当此情形，朝廷猜忌自不必说，当然也不希望湘军内部如铁板一块，此时抖出两大统帅公开交恶，时机掌握得恰到好处。
2. 人选；同僚眼中的曾、左二人同属“特立独行，自拔流俗”之辈。只是随着仗打得多了，地盘也越大，曾国藩愈发收敛谨慎，而左宗棠性格上依旧“骂娘与吹牛齐飞”。选择左宗棠，不仅因其已身居高位，所奏之事可直达天听而无须假借他人外，更因性格直率好吹牛， 可信度有待斟酌。
3. 奏报内容；咸丰九年，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三人在安徽宿松大营闭门密谈二十余日，后人推测三人是商议谋位之事。另据《太平天国全史》、《清代通史》、《中国近代史》等记载，太平军围长沙时，左宗棠曾见洪秀全，论功略建国策略。退一步说，即便上述正史皆为坊间野史，曾、左二人任谁单拎谋逆一项告发，势必令对方堕万劫不复之地。
偏偏仅以金陵逃出难民所供，即奏报曾国藩隐瞒洪秀全幼子去向。惯以老亮(诸葛亮)自比，自诩横绝一世的左宗棠，出现如此低劣的操作实属反常。曾氏上折反驳，称太平军余众伪称尚存，这是古来常有之事。朝廷也认为二人皆茫无实据，下令曾国藩查明。
曾、左所谓交恶，大概率是在联手“造假″。正如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在给儿子的信中提及: “ 曾侯之丧，吾甚悲之...吾与侯所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比…。″
